从“农转非”到“非转农”:大学生逆城市化流动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大学生以"非转农"为表现形式的逆城市化流动。本文通过对L的深度访谈和跟踪调查,发现是"农转非"的"被城市化"引发了大学生"非转农"的"逆城市化"。从"农转非"到"非转农",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以不同的姿态介入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并在不同层面影响着大学生的逆城市化流动。大学生"非转农",不仅反映了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同时也折射出逆城市化的实践逻辑。

从发展社会学到转型社会学:发展研究学科范式的新探索

"发展"和"转型"作为探讨社会变迁的重要概念,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发展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研究都是置身于现代性发展脉络中,通过对现代性的展开与反思来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把握。然而20世纪末全球化所引致的这场巨大社会变迁以及转型国家的快速兴起,一方面使得曾经盛行一时的发展社会学研究陷入到自身的学科危机中,另一方面也为从经验事实和学科意义上建构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可能。如何在对"发展"与"转型"展开现代性追问的同时,厘清发展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实现发展研究中发展社会学向转型社会学的范式转换,则是基本而急迫的问题。

人工智能社会工作的理论意涵与现实挑战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社会工作应运而生,有必要厘清人工智能社会工作的理论意涵。当前的研究主要将人工智能视为社会工作的工作场域、工作方式、服务对象、研究载体,具有一定片面性。实际上,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人工智能社会工作都具有混合特征:一是工作场域的网络化与现实性互动相结合,二是工作方式的智能化与传统性方法并举,三是服务内容的复杂化与人文性底色交织,四是工作范式的革新化与经典性模式互补。人工智能给社会工作注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现实挑战,包括数字鸿沟下服务受众局限、技术发展中社会工作者适应力不足、技术理性下社会工作伦理风险、技术革新中社会工作研究的滞后等。新时代的社会工作要化风险为机遇,积极拓展社会工作的知识范畴,运用人工智能不断增强自身发展效能。

不确定性共生: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时代挑战与范式革新

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正在经受实践情境、服务对象、研究人员、协同行动和知识技术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不确定性增长与范式革新速率之间张力导致社会工作行动研究面临全新的不确定性挑战:一是本体论困境,社会工作行动研究面临不确定性系统挑战下的碎片化危机;二是认识论困境,循环性认识路径存在弊端且分类认知模糊;三是方法论困境,方法效能受损和技术风险并联;四是价值论困境,传统“确定性”思维的桎梏仍然存在。对此,亟需以不确定性为导向,从学科整合、认知优化、方法创设和价值更新等方面入手,推动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范式革新。

邻里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基于2013年CMDS数据的多层次路径分析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居住隔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但忽略了不同居住空间类型造成的层级性影响,其背后的路径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发掘。本研究利用2013年CMDS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包含社区、住房及邻居类型等多种邻里因素的分层模型,展开具体的居住空间层级效应检验及其内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社区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融合程度既受邻里建成环境、住房等客观物理因素的影响,也与社区活动参与、邻居类型等社会资本条件密不可分,社区环境通过社区活动参与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可以通过增加社区内住房的异质性、改善邻里环境以及鼓励社区活动参与等有效措施,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我国城市高龄老人独居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其孤独感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使用"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分析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约40%的独居老人从来不感到孤独,约45%有时感到孤独,约15%经常感到孤独;女性、经济状况差和健康状况差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风险高;居住在北方城市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比居住在南方城市的独居老人高;独居老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越远,与家人的联系频率越低、关系越差,产生孤独感的风险也越高;由于各种原因失去提供帮助的人会使独居老人产生较高的孤独感。未来进一步加速的少子老龄化对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和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构建有益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使邻居和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对老人的支持能够真正有益于老人,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需求,减轻其孤独感,已成为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研究实践

对于作为现代性产物和对实践具有强烈反思性的社会学而言,全球化背景下转型国家的出现正是转型社会学兴起的重要根源。当学者们将目光投诸于各种层面的社会转型研究时,建立在转型国家多元现代性基础之上并经由"社会转型"而成的"转型社会",越来越具备一种类型化特征。从聚焦"社会转型"扩展到对"转型社会"的研究,"转型社会"正成为当代转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在转型社会学研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作为"转型社会"的特殊样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为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实践。

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实践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越来越快,相关研究也是层出不穷。通过梳理"中国知网"40年来收录的学术论文发现,社会治理研究的论文数量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急速增加,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社会治理"的观点众多,对其概念和内涵的使用多有重合。目前有60多种社会治理提法可以被大致分为6类:政府主导型、协商合作型、预防预见型、流动整合型、情感包容型和任务事件型。未来社会治理实践可能更加注重面向文化、情感和心理层面,同时,全球性、流动性治理增加,多元协商式的共治共享型治理和预防预见型治理将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

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了"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新任务,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也提出了要"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社会发育是否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准。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我国现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组织作为沟通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是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政府治理的"减肥剂"、社会公平的"代名词",对社会的平稳和谐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破解社会组织发展处于长期宏观鼓励与近期微观约束、现实空间广阔与制度空间狭小的尴尬局面,促进社会组织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社会组织发展基金项目资助下,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就"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创新"的主题在此进行了全面研讨,既有实践的探索,又有理论的讨论,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社会组织发展规律进行了解读和思考。

“技术解围”:不确定性视角下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及其变革

方法论创新是数字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点工作,其理论旨趣在于解围社会学长期以来的技术困境。然而,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不确定性是多方面的,包括研究对象、方法取向、研究工具和研究关系的不确定性。从方法论意识的转变出发,可以探讨一种接纳不确定性的方法论变革路径:主张混合性原则,强调数字社会学方法论的价值多重性和突出混合式方法的运用;发展“测试方法”,对不同社会研究方法的未知能力进行测试;建立公共性的研究关系,促进社会学知识公开和公共交流,拓展社会学呈现形式的多样性。这不仅是数字时代应用于数字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同时也蕴含了中国数字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反思中前行: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

20世纪末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理论实践都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曾盛极一时的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因此由盛转衰。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发展转向重视社会发展、从一味地相互批判转向不断地自我反省、从宏大理论叙事转向微观经验研究、从非历史分析回归历史分析视角、从市场导向重回国家导向、从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视角转变等一系列新变化。可以说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在整个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开始复归。而如何在理论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互构中前行,在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自我反思中重视和重构"发展"研究,依然是当前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

面向不确定性: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应对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直接风险逐渐向潜在的不确定性转变。研究发现,发展环境、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增长,共同推动着不确定性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这对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产生冲击,使其遭遇价值、行动、方法和结果等层面的多重困境。对此,需要在树立不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从主体赋能、机制创新、制度创设等维度入手,推动“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以此走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提升治理效能。

回到“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反变

“风险”不仅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衍生概念,更是社会转型期的关键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风险研究意图通过业已形成的分析框架和方法策略,变“未知”为“已知”,进而实现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掌控。然而社会总体性危机的接连涌现,不但使得既有的理念构思失去了论证主轴,同时也造成理论与现实之间缺少相互诠释、彼此映射的逻辑基础。因此需要重新回到“不确定性”研究中来,对既有风险范式中蕴含的“确定性”思辨逻辑展开回顾与反思,并在学理层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命题予以再语境化的体证与研判,进而实现从“风险”到“不确定性”的视域转换与范式反变。

我国实践场域中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研究

建构我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已成当前学界共识,而如何建构继而成为学界一直讨论的热点。本研究基于后现代知识观背景下实践性知识视角,在本土化研究脉络中强调基于实践的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生成。通过聚焦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可以总结呈现出当前在我国实践场域中存在的四种知识样态:叙事知识、隐喻知识、身体知识、概念知识。这些不同样态的知识是社会工作者实践智慧和实践性知识的反映,是我国自主社会工作知识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实践场域内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的归纳与研究为我国自主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实证基础。

空间正义:城市空间分配与再生产的要义——“小区拆墙政策”的空间社会学

20世纪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是时间和空间观念缺失的历史,而目前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空间治理危机,越来越呼唤着"空间理论"的回归。如最近出台的有关"城市小区拆墙政策",就考验着我们的理论与实践智慧。因为,城市并非简单的空间,城市空间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剥夺、挤压与区隔现象,反映的是各种利益角逐,拷问的是城市的空间正义。因此,对于"拆墙政策",无论初衷如何,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调节空间矛盾与冲突,让不同阶层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使空间正义得到真正落实。

挑战与回应:发展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

“不确定性”正在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性特征,其给社会工作教育、实务、伦理、研究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对此,必须加强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建立面向未来发展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一是持续推进反思性社会工作教育,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二是打造社会工作情境性服务模式,提高社会工作实务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三是构筑包容型社会工作伦理体系,提供不确定性时代的行动准则和参照;四是打破传统“确定性”思维桎梏,建构与“不确定性”共生的研究体系。社会工作教育者更是要学会在不确定性中来提升社会工作的应对能力,以推动社会工作学科体系深度融入不确定性的治理结构之中。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理论研究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自社会工作诞生以来,理论发展一直较为滞后。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段,也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有利条件。通过对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总体上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长趋势,但相较于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而言,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积极提升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水平,对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大城市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配置问题研究

基于对上海三林、航头、曹路三个保障房基地的实地调查,分析了保障房社区的地理区位、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等特征,并分别从交通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劳动就业、居民交往等方面考察了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配置状况。研究指出,目前保障房社区周边公共设施配套存在明显的供需失衡问题,而这会直接降低居民入住率和居住满意度、加剧贫困居民的空间隔离与极化、加速社区衰败与社会治理困难。究其根源,则主要在于受到规划科学性不够、财政压力大、市场参与动力不足以及居民认识偏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此,亟须要从规划编制、空间布局、区域协调、政策扶持、思想引导等方面进行改进,以进一步健全保障房社区周边公共设施配置。

迈向包容性城市的发展之路

城市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与矛盾,迫切需要我们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实践进行反思并探索新的城市化转型方式。包容性城市发展所力图体现的"包容",其关键是必须跳出单纯的价值层面和消极的个体行为层面,而要以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来促成一个包容性城市的形成。可见,这里的"包容",必须上升为一种集体的社会行动、积极的社会政策和宽容的社会文化,以广泛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参与来促成一个包容性城市的形成,这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全能型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总体性社会"向利益分化和多元分散型社会转变,国家与社会也从"一体化"向逐步分离且"良性互动"的关系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嵌入和中国社会自身的特质使然,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职能改革和国家对社会的培育与保护,使得"现代社会"逐步形成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