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TOE分析框架,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双重赋能角色的驱动、社会组织发展束缚破解的推动、国家方针政策引导的拉动,其在实践中主要面临数字阻力、主体约束和结构掣肘等三个层面的现实困境。因此,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环境建构与组织形态所形塑的复合情境,从环境、组织、技术多维度建构复合赋能模式。

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在街镇社区层面,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与一般性社会组织间扮演着枢纽桥梁角色,为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动力来源与创新载体。借助于上海市25个街镇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样本,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互动、社会关系链接、组织硬件基础和组织软件条件等组合下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组织硬件基础是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必要条件;(2)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具有资源赋能型、社会撬动型、复合推进型、内外协同型四种“殊途同归”的实现路径。本研究丰富了社会组织理论研究,研究结论可为地方因地制宜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融合与创新——聚焦第四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教育论坛

从默默无闻播撒下公益慈善的种子,到小荷才露尖尖角初见成效,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紫江基金会)携手华东师范大学开展公益慈善通识教育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日前,随着第四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教育论坛的举行,公益慈善教育的“华东师大模式”和长三角区域化发展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走向规范:社会组织越轨治理机制探究--一个“自律-他律-关系”的整合模型

社会组织规范运作对于基层社会有序良治意义深远。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越轨事件屡见报端,学界有关其生发虽有多种解释,但缺少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模型。为此,通过选取13个社会组织越轨行为代表案例并基于扎根理论,本文构建起“自律-他律-关系”解释模型,系统化解读了社会组织越轨现象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社会组织越轨行为有中介性、偏项性等6种表现形式,并表征于“廉”与“能”两方面的缺失,内生于自律、他律及跨部门关系三方面的互动耦合。为此,未来应强化组织内部自律与外部他律并协同政-社、企-社关系的重塑,以构建立体化的公益越轨行为治理机制,从而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运作与公信力建设。

创新驱动下的互利共赢:社会治理的复合机制何以形成——以嘉兴市“微嘉园”积分管理为例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的复合治理机制。基于浙江省嘉兴市“微嘉园”积分管理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形成主要由政策创新驱动,而政策创新又源于地方官员的政策企业家精神和对纵向层级压力与横向竞争压力的回应;互利共赢是复合治理形成的关键机制,具体体现为相容利益是治理主体合作的基础,特定利益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各方的参与积极性。“创新驱动下的互利共赢”揭示了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关键性形成条件,对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平衡补足与补充:危机时期社会组织功能审视--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为个案

常态时期的社会组织功能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危机时期的特殊现象。基于补足论和补充论,依据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和实现组织使命的现实要求,可以将危机时期的社会组织划分为平衡型、补足型、补充型和无为型四类。平衡型社会组织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危机治理工作,同时围绕组织使命深挖服务对象在特殊时期的需求,能够在社会责任与专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较好地体现了平衡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实践及其组织支撑,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分析框架。社会组织要在危机时期实现补足与补充功能的平衡,需要高度重视常态时期的组织建设,尤其需要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和提高专业能力。

“三治结合”与疫情防控中的社会自主动员——以浙江省桐乡市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政府紧急动员下,基层社会迅速开展自主动员。桐乡市的“三治结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了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稳定了公众情绪,汇聚了社会资源,不仅成功完成了社会自主动员任务,而且形成了社会自主动员与政治动员的有机结合。党和政府的动员与引导、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的双重约束,多方主体协同和发挥社会声誉的激励作用,是“三治结合”体系进行社会自主动员的主要机制。桐乡市的经验表明,健全“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可以为危机治理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基础,常态时期的社会参与能够为危机时期的社会自主动员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行业协会研究热点与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

行业协会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研究获得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基于CiteSpace软件以及近三十年文献计量,从核心作者、发文机构和关键词聚类等方面绘制相关知识图谱。结果表明:随着行业协会改革的深入,研究成果总体上呈增长趋势,高校是研究主体,但机构和作者间合作不足;组织运作与发展、国家-社会关系、经济法学、农业行业协会是其四大研究热点;研究路径分为三个主题各异的阶段,由基础性研究向成熟稳定化和专业化研究转变;基于脱钩背景的协会-党政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中作用及基于内部效率逻辑的组织建设等主题将成为我国行业协会未来研究的关注点。

新型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模型

新一轮脱钩改革带来政会关系变化,促使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组织转型。对上海市A区行业协会商会的扎根分析发现:政策变化与资源困境是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两大动因,组织转型的举措包括制定发展计划、进行财务审查和咨询外部专家,组织转型的成效主要体现为组织结构更加完备、管理制度更加健全、专职工作人员更加专业、服务更加多元和精细。基于此构建了新型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模型,以期为行业协会商会适应新环境、有效开展组织变革提供理论指导。

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的转型发展:模式与挑战——基于S市A区的实证分析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对S市A区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转型发展的研究发现,合作型、服务型和主导型行业协会商会分别选择了与政府合作、服务会员和混合型的发展模式。三种转型发展模式中的行业协会商会都存在职能空间有限、市场竞争压力大、与政府的合作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等问题。行业协会商会的成功转型需要政府加快职能转移进程、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和完善购买机制、建立政会沟通和合作机制,以及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引导。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治的多元模式及其适用性

促进行业发展、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积极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同治理,但是学界尚未对政会共治给予足够关注。借鉴网络模式理论,政会共治可以划分为配合型共治、协作型共治和合作型共治三种模式。对S市A协会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模式在存续时间、目标和前景、结构性联系、正式性、回报和风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适用于不同情境。政会共治离不开特定的制度条件和互动条件,资源依赖程度、互动规则完备性、利益预期和策略能力共同形塑共治模式。政会共治多元模式的提出有助于理解共治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能为在脱钩改革后建立良性互动的政会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外包型项目制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悖论——以S市A区为例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效率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目标之一,但在实践中,政府却并不十分关注购买服务绩效,绩效管理比较缺乏。这一悖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外包型项目制"中"项目治理"的统合式思维、行政主导型控制模式,以及政府合同外包中特有的激励和监管困境,削弱了政府的绩效动机,阻滞了绩效管理技术的发展,并为购买方和承接方的共谋提供了空间。政府应加强对购买服务绩效的关注,充分尊重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特性,加大对购买服务资源的投入。

美国慈善业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借鉴--评《美国慈善史》

美国是世界上慈善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了解美国慈善史,能够为我国慈善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美国慈善史》一书系统梳理了美国慈善业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美国“新慈善业”的兴起及其民主化进程、慈善业发展中慈善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慈善机构“寻求一个非营利部门”的努力,以及海外慈善战略从人道主义援助到建设全球社区的转变;深入讨论了慈善业在塑造“美国世纪”,尤其是在美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借鉴美国经验,我国慈善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明确根本目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强慈善机构间的合作与联合,积极实施海外慈善战略。

2021“上善论坛”:公益·城市软实力

主题分享会上海的公益要有上海的腔调。上海的腔调就是这座城市的海纳百川,就是中国最具有领先的公益理念和公益案例,以及公益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和领袖级人物,既包括领袖级的专家、公益领导人,也包括公益方面的志愿者和项目的推动者。只有把这些力量汇聚起来,上海城市的软实力才会有一张响亮的公益名片,它能够穿透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组织,能够涓涓流淌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去,让这座城市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公益领域的城市榜样。

从公益创投到创造性治理--基于江南县实践的制度分析

公益创投通常被认定为撬动地方性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其潜在的治理意涵一直未能获得重视。江南县公益创投实践经验表明,基层政策行动者完全有可能通过"创造性治理"来化解新时期的县域社区问题。基于组织学新制度主义,创造性治理可被视为是某一制度形式移植到新的公共政策场景后逐步实现"本地化"的相应过程。案例分析结果显示,公益创投实践在江南县社区中发生了从"杠杆"到"管道"的功能转变,这一转变表明政策行动者可基于自身认知的转化,在关键时点进行"转换性创造",从而在立足本地资源和治理条件的情况下实现制度创新。

以整体智治消除基层“数据烟囱”

基层治理中的“数据烟囱”不仅带来信息资源浪费,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而且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数据烟囱”是制度、技术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消除这一顽疾,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在制度和技术层面,要实现治理主体间的信息共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尤其需要建立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政务信息管理制度、建立基层政务信息集成平台、为基层政务信息安全提供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