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创新:理论、约束和策略

在一个分工演进的分析框架中,可以证明金融产品对资源配置至关重要,产品创新可以增加金融交易配置资源的迂回度,进而提高配置效率。以供给导向为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模式不能满足金融开放的需求,表现为金融产品创新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金融产品创新需要突破制度约束,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创新模式。

我国融资融券授信制度研究及其影响分析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快速发展,单边股市和传统业务已经满足不了投资者的需求。投资者和券商也亟待融资融券创新业务的增加投资策略和盈利模式,在市场的千呼万唤中融资融券业务也即将推出。文章主要结合我国国情,试图找出适合我国的融资融券业务授信模式和监管制度,并着重分析我国融资融券授信模式应该遵循"三步走"战略,理论指出了融资融券推出后对证券业和银行业的影响,最后对我国融资融券的监管制度和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机构投资者与金融衍生品市场

机构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成熟起关键作用。在分析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对机构投资者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行为和动因进行了研究。金融衍生品市场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交易机构的高度集中 ,但机构集中可能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区别于其它市场的固有特征。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需重视培育机构投资者 ,除了构建适宜的法律环境、采取积极的风险管理人才储备策略外 。

当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结构及演进特征

近年来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额持续快速增长,本文在分析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和市场结构的基础上,对衍生品市场的演进特征进行了考察。传统意义上的交易所市场与场外交易市场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具体表现为两个市场在风险管理制度、管制模式和产品设计方面的趋同。金融衍生品市场演进的另一个特征是市场的持续集中趋势,尤其是交易机构的高度集中,但机构集中可能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区别于其他市场的固有特征。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家庭“加杠杆”?——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随着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家庭部门"加杠杆"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从数字金融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上升的解释,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并对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具有长期影响。从数量上看,数字金融发展每增加1%,相应杠杆率将上升0.0058%。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文章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对该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杠杆率的提升在有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25-55岁家庭、农村地区家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强化支付便利性和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对家庭杠杆率产生积极影响。文章研究结论对制定"数字中国"战略、理解结构性去杠杆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思考。

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基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DSGE模型分析

运用DSGE模型,引入价格粘性与信贷约束,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其结果提示:(1)当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时,产出、消费需求、投资和企业借贷水平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考虑房地产价格后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弱;(2)货币当局若实施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通胀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会变得较为有利,而且房地产价格的适度回落将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责是之故,宏观当局应实施遵循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保持相对温和的通胀水平,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效规避潜在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与此同时,宏观当局应充分关注各类实体经济变量受冲击影响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选择最佳时机推出合意的宏观调控措施。

最优国际储备理论与测度:文献述评(上)

关于最优国际储备理论与测度的探讨,"二战"后经历了"比率分析模型"、"成本效益分析模型"、"缓冲存货模型"、"Ben-Bassat and Gottlieb最优化模型"、"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模型"等阶段。深入剖析其发展脉络,可以明确,一国持有国际储备的最主要目的,是应对一国宏观经济所可能受到的异常冲击,因而一国不但应持有正常的国际储备,还应保有能应对超出这一正常需要的额外储备;而一国持有国际储备总量的最优水平,则应综合考虑持有这些国际储备的福利和为此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中国国际储备问题的研究,应考虑到国际储备的各种枯竭可能性,改善对宏观经济危机或动荡的发生概率的估计,并加强对宏观经济危机后果的测定。因此,若能发展出适合于我国国情,既具理论根据又简单易懂易操作,并且能考虑到内源和外源经济冲击的比率,如适当的国际储备对GDP的比率、国际储备对进口的比率和国际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比率,将是合意的。

管理能力、银行异质性与银行流动性创造——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在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已成为银行自身和监管机构亟待研究的重要背景下,使用2002—2018年中国28家商业银行数据,分析管理能力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能力更强的银行利用单位资产能够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危机期间,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倾向于增加流动性创造,而国有银行倾向于减少流动性创造;且银行管理能力越强则风险承担能力也就越强。可见管理能力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着重大影响,其应当成为监管机构的重要绩效指标,为监管者制定差异化干预措施提供事实依据。

上市公司资本扩张和创新激励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2021年2月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也明确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基本原则。资本市场的并购行为,不仅会导致企业股权乃至控制权发生变化,而且会提升相关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加市场的垄断程度,进而削弱企业的创新激励。基于2009—2018年中国专利局和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以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动态差分模型,实证地研究了上市公司并购对技术创新激励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从研发投入激励的角度看,虽然企业并购提升了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政府补助,但是并购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却大幅下降。(2)从创新产出的角度来看,并购在提高上市公司专利数量的同时降低了专利的平均质量。研究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并购,增加了市场的垄断程度,总体而言对技术创新激励的是负面的。

股权投资基金在科技并购市场的引领作用分析

在我国科技创新创业如火如荼的当下,科技并购已成为科技项目投资与退出的重要方式和渠道。从科技并购市场的微观结构如主要参与者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是对现有研究的必要补充,将有助于更清晰地观察科技并购市场的具体情况,及时把握市场脉搏,有效调整发展策略,促进科技投资热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本文采用总体比例之差z检验以及相关性分析的统计分析方法,对VC/PE的科技并购参与程度以及VC/PE参与度与科技并购市场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测。本文的检测与分析结果表明:(1)科技并购已成为我国并购市场最具活力的一个分支,发展速度远高于整体并购市场的平均水平;(2)VC/PE已成为科技并购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其于科技并购市场的渗透率已大幅越过半壁江山;(3)科技类项目是VC/PE并购交易的主要标的,VC/PE对科技类并购的参与程度远超非科技类并购,并购市场亦已成为VC/PE涉足科技类项目的重要渠道;(4)VC/PE对科技并购市场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在市场规模还是市场扩张速度上,VC/PE的积极参与不仅极大影响了科技并购市场,甚至还影响到了整体并购市场。

业务外包网络组织结构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业务外包与市场购买同为企业从外部取得投入的方式,但存在着重要区别。业务外包与专业化或多元化也并无必然联系。业务外包经常采用战略联盟的形式,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分析了网络组织结构适应企业业务外包经营模式的发展及网络组织具有的特征。

一个基于金融稳定的外汇储备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外汇储备、金融不稳定、资本流动以及实体经济变量的系统分析框架,探讨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相关因素,继而模拟出中国合意的外汇储备规模。研究结果表明,若国内金融稳定受到冲击或者跨境资本流动日益频繁,外汇储备在广义货币量中的占比就会增加;金融不稳定和实体经济状况对外汇储备占比的边际影响都呈现递减的态势,说明外汇储备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另外,模拟结果显示,在确保国内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并不过度,正处于合意的区间范围之内。

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管理:国际研究综述

本文回顾和评述关于储备货币构成问题的国际文献及其发展。这一领域的国际研究,集中于在总量层次上分析全球和国家集团储备币种结构的决定因素与在国别层次上选择最优的储备货币比例问题。证据显示,储备币种结构的演变是缓慢的过程,取决于路径依赖、惯性和各储备货币本身的特性。各国中央银行选择储备币种结构时,一般考虑汇率制度的性质、与储备货币国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及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国别研究一般基于马库维茨的均值-方差模型(MV模型),以在收益和风险权衡的框架内求解一国储备的最优货币构成。在综述MV模型主要应用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该模型在分析储备币种构成时的问题及可能的改进方法。本文还介绍了国际金融体系新发展对储备货币结构选择的影响。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优时点选择--基于金融稳定的视角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研究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不稳定的影响及如何选择适当的时机实施开放举措是非常有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文章首先研究不同开放度经济体股票和债券市场开放对金融不稳定的影响。随后,利用切换系统最优控制模型分析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最优时点选择。结果显示:股票市场的开放会直接导致不同经济体金融不稳定程度的降低;债券市场的开放会导致低开放度经济体金融不稳定程度的降低,而对于高开放度国家来说,债券市场的持续开放会引致其金融不稳定程度的上升;在确保国内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中国股票市场的最优开放时点为2012年11月末;与此同时,中国应尽快推进国内债券市场的开放。

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策略选择的因素——金融稳定的视角

金融稳定下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策略选择的关联因素分析是目前国内外文献的研究热点。本文构建一个包含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稳定、国内储蓄率、对外债务履约状况、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金融深化以及消费不均等程度等诸多因素组成的系统分析框架,采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探讨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开放的相关因素。综合研究成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金融风险的上升。一国较低的储蓄率以及对外债务状况的恶化则会加剧开放引致的金融风险,而金融深化与消费水平不均等程度的改善以及公众对金融体系信心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效增强开放进程中经济体的金融稳定程度,进而实现占优策略均衡。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提出了中国存在针对金融开放进程进行重新再思考的现实必要性。

里谈巷议: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存在邻里效应吗——以农村村落为样本的经验分析

在金融资源聚焦服务乡村振兴背景下,文章基于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识别了个体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是否存在邻里效应,并初步探讨了可能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依次控制户主、家庭和群体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邻里效应对个体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邻里效应通过社会互动渠道和相对财富关注渠道而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1)邻里效应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家庭、高教育水平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更为明显;(2)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邻里效应和网络信息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的影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补关系。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相关部门在制定涉及个体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到邻里效应的作用。

不同类型对外投资的经济及金融风险分析

文章针对不同类型对外投资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金融风险的影响展开系统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理论模型的推论,对外直接投资及非FDI投资的流出会引致国内金融不稳定程度的显著上升;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国内实体经济的不稳定,且随着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其边际影响会随之上升,但增加外汇储备在广义货币中的占比会降低国内实体经济的风险;若对外非FDI的投资收益出现大幅亏损,实体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波动。理论模型的推论进一步提示,无论源自投资母国还是对象国的数量型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都非但不能消除或减轻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稳定程度,而且会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的效应: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波动

本研究分析FDI和非FDI资本账户开放对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资本账户无论是完全开放,还是部分开放,都会带来国内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本文特别指出,虽然FDI不会引起实际汇率的波动,但会引起国内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外,研究发现非FDI的开放同FDI有同样的效果,但其引起的不稳定程度要明显小于FDI开放。本文的计量检验结果完全支持理论模型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