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活动仍将与生态环境产生广泛交互,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普遍。为巩固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效能,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律普法计划与生态环境犯罪预防治理计划,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典型的生态环境犯罪的相关法律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鼓励通过发展替代型产业等方式,通过多元治理方式,切实使生态环境要素所在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利益保障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减少到较低水准,从而从根本上降低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切实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之限缩适用

惩罚性赔偿制度兼具补强补偿性赔偿和惩罚加害人两种功能,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时代,惩罚性赔偿制度履行功能的偏重点并不相同。适用补强赔偿功能的原则是填补损害,需要突破的是传统损害赔偿原理、实证法规范对损害的认知和填补的程度。适用惩罚功能则应遵循全法域上整体的过罚相当原则,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进行更多的精细化设计,确保惩罚性赔偿与既有行政规制体系的功能相协调。考虑到侵害环境利益的环境公益侵权在保护法益上的特殊性,且通过扩展环境行政处罚之功能可以在规范框架内更有效率地解决生态环境修复问题,惩罚性赔偿在环境公益侵权中的适用应予限缩:以补强补偿性赔偿功能为重心,惩罚加害人的功能仅在特殊情形下辅助适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因果关系及其证明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是不同于传统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新型责任,作为其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也有不同于传统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新型特征。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生态环境损害因果关系缺少具体规定,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未及深入,这可能导致司法判决对因果关系的事实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缺少必要的规范框架,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因果关系宜从损害结果而非原因行为的角度分为环境损害型和生态损害型两类。环境损害型因果关系的证成只需要证明到达的因果关系,生态损害型因果关系则和传统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成类似,需要证明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无论何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都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元宇宙证据:证据属性与适用规则

在大数据时代,元宇宙技术与司法场景逐步融合发展。基于元宇宙司法及其证据适用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元宇宙证据。元宇宙证据是一种辅助事实认定者进行说明、解释或理解案件事实及其证据的虚拟现实场景材料,本质上是一种示意证据。元宇宙证据的真实性,体现了鲜明的技术特性和事实认知参与性,需要进行证据风险理性分析。在场景原则、真实性两分原则和证据孪生原则指引下,元宇宙证据适用规则构建主要包括元宇宙“去中心化”的证据关联规则、现实世界的证据真实性保障规则和虚拟与现实的互动印证规则。

环境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标准:属性、问题与体例

技术标准是对生产过程、产品或环境质量之合理指标化定型的规范系统。生态环境标准属于主要的技术标准之一,是对环境质量、风险管控、排放控制及其识别、操作或管理手段的指标化定型系统。生态环境标准并非法律规范,无论对于公法还是私法,生态环境标准的功能都是提供合理定型的事实以作为法律适用的参照。由于对标准与法律的关系认识不明确,导致生态环境标准制度在类型化、内容与效力、制定与审查备案程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在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应根据“提取公因式”模式在总则中规定生态环境标准的总体或共性内容,根据不同生态环境标准的适用领域,在污染防治编、自然保护编、低碳发展编和生态环境责任编中分别做进一步完善的制度规定。

算法证据:作为证据的算法及其适用规则前瞻

在大数据时代,算法新兴技术逐步渗入证据法领域,形成了算法证据。算法证据是将海量的案件信息数据进行计算整合,形成结构化、信息化的案件场景自动解读与自动推理结果的材料。人机交互良好的算法决策机制及其算法证据在证据法领域中具有重要价值。算法证据是大数据证据的一种类型,本质上是电子数据,但又不完全是大数据证据。算法证据形成过程中存在技术权力异化,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技术场景“欺骗”问题。算法证据的事实认定方式,是基于数据而生成的比对信息,通过模型的自动决策推理进行检验,进而实现对案件事实的还原和重现。为了克服算法证据的适用风险,需要促进法律价值、司法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融合,通过构建算法证据的“主仆场景”适用规则、场景解释规则、对质参与规则、证明力规则、鉴定与推定规则来达成。

藏族传统生态价值观及其环境治理价值的主体叙事

藏族传统生态价值观对藏区基层环境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藏区的田野调查显示,藏族传统生态价值观与藏区基层环境治理中的文化传承,及其环保社会观念发生着持续性的相互作用与互动关系。以寺院影响、戒杀生、天葬习俗以及神山圣水信仰等为代表的藏族传统生态价值观,有着环保层面的特殊价值与意义。这些生态宗教习俗意义上的传统生态价值观,对藏区基层环境治理具有独特的贡献和影响,对当地藏民环保观念的树立和养成,以及日常生活与生产行为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当继承传统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宗教习俗的优秀基因,形成藏区基层环境治理的文化传承模式,养成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与行为,促进藏区基层环境治理与传统生态价值观的融合发展。

公法视阈下环境法典编纂笔谈

自成功编撰《民法典》之后,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研究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在此背景下,顺应我国环境法治的理论发展和实践需求,环境法典编撰成为我国当下环境法理论和实践整体推进、深化发展的前沿问题、关键问题和焦点问题。以思考、探索和把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治保障为目标,本刊“生态文明与环境法治”专栏从环境法典编撰的公法视阈出发,组织并刊发六篇关于环境法典编撰的笔谈文章,分别论及环境法典中的环境法基础概念、国家目标作为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环境法法典化的行政法课题与调适、生态环境保护党内法规在环境法典中的体现、生态环境责任规范的体系化、环境刑事责任的跨法典表达及其调适的主题,以期推进我国环境法典研究及其编撰的法理化、规范化、科学化。

在线诉讼场景理论的建构

随着网络技术的迭代发展,传统线下诉讼的理论模式与司法实践需要向“线上”转型。针对目前在线诉讼中存在的技术效果问题与程序正义问题,需要明确在线诉讼场景理论的基本原理与逻辑体系。对在线诉讼运行中的相关主体进行实证调研,可以得出诉讼参与人与非诉讼参与人的差异化认识特征与规律。中国在线诉讼的场景理论从本质上说追求的是一种“协同-复合”治理,核心要素是主体、数据与服务;从保障路径和应用范式来看,追求的是一种技术治理和精准治理。在线诉讼场景理论中的规则完善需要重点考量主体互动场景、数据聚合场景和全景服务场景这三种具象,明确法院(法官)的主导地位与释明规则,细化诉讼流程规则,完善在线诉讼证据规则,构建免责规则与在线庭审无效规则,细化公正审判技术能力规则,完善在线场景治理中的技术安全性保障等规则机制。

领域型法典编纂中法律责任的设定

所谓领域型法典,是指以统一法典形式呈现的、以某个具体领域为调整对象的法律形式。由于领域单行法往往在领域型法典出现之前出现,因此,领域单行法是领域型法典编纂的主要素材。就立法路径而言,领域型法典的编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指导下,在充分考虑领域法的特征与调整机制的基础上,以领域单行法为主要编纂对象的一种现代立法活动。

作为规范的技术标准及其与法律的关系

标准化过程是科学技术与价值判断相融合的合理化过程。技术标准是对生产过程、产品或环境质量之合理定型的规范系统,是量化指标最集中、与法律互动最频繁的标准之一。技术标准并非公法规范,无论对于公法还是私法,技术标准的功能都是提供合理定型的一种参照规定。强制性标准的法律效力来源于公法规定而非标准本身,该强制性是公法执行上的强制性而非私法适用上的强制性。技术标准的“规范性法律效力”并非标准的法律效力,而是法律本身的效力。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特定事实需要借助标准予以重构或建构后,方能以可接受的成本为法律所识别,此乃标准可以在法律中被援引的根本原因。在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的大部分案件中,基于能力和成本的考虑,宜尊重标准的合理定型功能;如果个案中确实存在更好的合理定型事实的工具,则应当用此种工具取代之。

智能法学时代证据法学教学改革的基本路径

新一代法律人应该是跨学科的、融合性的人机结合的法律人才。人工智能时代的证据法学教育,需要重视法学实验教学实践,关注个体意义上的学生,侧重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强调学生—教师—实验教学系统(机器人)的共享教学模式。智能法学时代的证据法学教学改革路径,需要实现从实验法学到智能法学的迭代发展;需要借鉴资源,更新和升级法学实验教学系统;需要整合思维,促进法学思维与技术思维的交错;最后需要关注智能法学教学机器人的风险管理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