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要素流通为导向的数据权利理论及规范架构

构建能够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需求的数据权利理论基础和制度规范势在必行。以国内外文献为基础的数据权利知识图谱呈现出数据治理技术与权利规范相融合的趋势,数据权利“关系理论”内核更能适应数据要素市场的激励性、合作性特征。关系型权利具有自创生性,权利的内容必然有一部分掌握在事实层面的关系主体之间,因此,有必要考量数据被实际控制者占有的事实状态,避免控制者总是获益的“丛林法则”,将权利中的一部分内容以分权配置的实体制度模式向市场进行开放,达成制度促进数据要素流通的“锚定效应”。更需要以体系化的程序规范,为市场自发承认的权利内容预留空间,解决实体配置制度难以触及的“剩余控制权”问题,其中包括以权利主体的商谈、数据要素对象的指涉、数据权利的价值实现、数据权利的风险影响、技术标准的软法规范等程序要素来形成数据要素市场的自发权利承认机制,促成数据要素流通的良性权利规范生态。

数字人民币试点中的个人信息法律监管

自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试点数字人民币工作以来,在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共同作用下,法定货币数字化将对我国金融制度和结算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提高交易效率、节约交易成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个人信息泄露的金融风险,例如:监管层的信息泄露与权力滥用风险、交易层的信息处理风险以及应用层的交易信息泄露及二次侵权之风险等。金融监管一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核心途径,能够有效弥补法律法规出现的供给制度不足。为此,应当及时在立法层面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先进的监管科技手段、改良知情同意规则等,最终为国家层面提供良好的制度借鉴与实践基础。

新污染物风险法律规制的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我国对传统污染物的治理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对新污染物的治理仍面临挑战。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地区普遍重视对新污染物风险的法律规制,治理成效显著,形成的创新经验包括引入与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构筑“内外衔接”的新污染物法律规范基础、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新污染物治理权责体系及建立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筛查—评估—控制”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价值在于,未来环境法典编纂或相关立法修订应当立足于新污染物风险的来源和特质,在体例结构、法律原则、制度体系等方面作出系统性回应,以有效因应新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

档案犯罪刑罚的实证检视与立法回应——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14份文书的分析

作为档案安全刑法保障的“最后防线”,档案犯罪刑罚具有遏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功能。考察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14份档案犯罪裁判文书发现,档案犯罪刑罚总体呈现犯罪追诉率低、适用罪名集中、量刑畸轻、缓刑比例大、犯罪人再犯率高等特征,难以有效惩戒和预防档案犯罪行为。究其主要缘由,既有档案犯罪刑罚种类单一的因素,也有档案犯罪量刑标准宽泛等原因。建议通过立法增设档案犯罪财产刑和资格刑、统一档案犯罪量刑标准、规范档案犯罪缓刑适用等方式,提升档案犯罪刑罚质效。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法律制度。传统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以及古代文人的思想主张中均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内核,体现为天人合一、物吾共生的整体观,天地有节、取用有度的节用观,兼爱万物、生生不息的博爱观。在生态法律制度建设层面,西周以降的历朝历代大多注重通过专设环境保护机构、拓宽环境保护要素、实施严刑峻法等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当下,中国古代生态治理文化精髓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即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落实节用爱物观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贯彻最严法治观以筑牢生态治理的法治基础。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中国共产党提升基层组织组织力的历程与经验启示

激活基层党组织,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执政兴国的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注重通过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来为完成主要历史任务提供基础和支撑。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提升基层组织组织力的丰富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做法,特别是提炼其中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坚持群众观点、做好群众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经验,对于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更好发挥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网络借贷平台刑法规制再审视

在我国,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已经历了初始发展、急剧扩张、风险爆发、退市萧条等阶段。由于网络借贷平台的性质长期定位不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模糊、非法集资案件立案标准不尽合理等原因,网络借贷平台的经营活动容易发生异化,并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罪名。为促进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应重新审视我国刑法在打击网络借贷平台所涉相关犯罪的标准,明确网络借贷行为的出入罪标准。只有明确网络借贷平台刑法规制的界限,才能更好地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促进金融创新。

社区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应用价值及开发路径

能否开发有效的治理资源,成为制约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然而,调研发现,资源匮乏使得社区治理日渐步入窘境。面对这一窘境,协商民主能从积极锻造社区共识、培育适应社区治理的文化土壤、夯实公共参与的社会基础、妥善调处和化解社区矛盾等四个层面对社区治理发挥积极的应用价值。对此,科学架构协商合作型街居治理体制、培育社会资本,提升社区精神内涵、合理注入和分配社区治理资源,是理应重视的开发路径。

安全、公平、发展:环境法的价值谱系——兼论《环境保护法》第一条之修改

法律价值作为法律目的的内在规定是法律目的探讨的起点和归宿,并深嵌在人们此在居处的安排之中。人的发展和自然循环之间不发生不可逆冲突,维持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是一切生态圈成员的生存基础,而人类的破坏性生产方式和消耗性消费方式正严重威胁着这一基础。环境法只有渗入人的此在居处,促成自然的稳态循环,才能避免生存基础的颠覆。环境安全、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作为环境法的价值谱系是构成这种保护的基本内容和价值目标。

论强制保险人介入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医疗机构在投保了强制医责险之后,将其对患者的医疗纠纷处理权转移给强制保险人,不仅满足了保险合同履行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更是有利于实现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社会公益的目的。因此,我国未来的强制医责险制度应当明确规定强制保险人介入医患纠纷处理制度,即,强制保险人代(被保险人)行抗辩或和解的义务,或者强制保险人参与纠纷处理并适度地控制被保险人的抗辩或和解行为的权利。

网络文化产业动态演化机理与新治理体系构建

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演化历程类似于生态学上的"间断均衡",稳定"长波"与突变"短波"的耦合构成了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动态演化曲线:一是业态演化,包括网络文化产业的非居间化、再居间化与技术主导的动态演变机理;二是集聚演化,包括建筑于地域空间系统上的主体集聚、由内生制度与外生制度聚合的制度集聚以及创新与创造性融合共生的创意集聚;三是生态演化,包含自组织机制、自我复制机制、变异机制的生态位演化、生态链演化与自衍生机理的融合。鉴于此,在国家文化治理大大背景下,要加快构建基于三维动态演化机理的网络文化产业新治理体系,提高治理的回应力、制度创新的前瞻性与优化网络文化大生态体系,实现网络文化生产力、影响力与综合竞争力的稳健跃迁。

上海市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综合帮扶研究

上海市民政局首次提出"支出型贫困",表明官方甄别穷人的方式发生改变。上海市建立市民收入核对系统,探索社区居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实行"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就业、保险、救助和慈善的"四环联动",与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上海市民政部门还在实践中创建出几种综合帮扶模式,如长宁区的"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的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的"五可"帮困救助运作方式。

法院如何回应民意: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解决方案

围绕司法与民意的讨论,目前各界存在原因认知、概念认知、价值认知上的观点错位,影响民众对司法回应的肯定。作为法律适用机关的法院在回应民意上具有不同于政治机关的特点,必须以一种理性、中立的态度审慎地回应民意,做到有理有节、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回应过程中,应当根据民意的特点着重处理法意与民意、社会民意与权力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为此,必须在回应民意的时机选择与方法操作上遵循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通过认定疑难案件的程序操作,使得外在的民意得以稳定化,以程序阻隔"舆论暴力";通过法律论证的操作,以普遍化、一致性与融贯性三原则检验与提升民意本身的合理性程度,以方法压缩个人恣意。法院的回应是对成熟且理性的民意的回应,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的回应能逐步挽回民众对法院的信任。

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法适用的类型化

劳动关系较之一般的契约关系更着重双方信赖利益。对于诚信原则在劳动法中的适用范围各国尽管尚存争议,但大多均肯定其价值。我国《劳动合同法》对此亦有明文规定。但无论是诚信原则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抑或从我国司法适用现状的考察,诚信原则均有类型化适用的必要。即在考量劳动法特性前提下,按照诚信原则三大功能的指引,在适用时区分不同的类型进行建构,明确具体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在补充性功能上,注意劳动者附随义务划定的边界,不能擅自突破法律既定的保护框架。在限制性功能上,应通过精细化阐述或下位原则适用,对判定要素加以说明。在修正性功能上,应遵循维护法律安定性为本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的原则。

艺术品证券化的法律分析——以风险防范为切入点

艺术品证券化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借助传统证券定义,艺术品证券可通过证券内涵的三重检验,即公众性、投资性、失控性,因而在鼓励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应将其纳入证券法的调整范围。但艺术品证券在价值来源、投资收益模式等方面存在颇多独特之处,蕴育着特有的交易风险。法律需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对艺术品证券交易作出较为周全的系统性的安排。

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保障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制度化确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将其作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渠道。社会正义理论是支撑与推动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并促其持续迸发制度活力的核心脉络。将社会正义的理念和精神妥适地嵌入其中,采行社会正义所重视的倾斜保护原则,在程序上倾斜保障法院与检察院的程序主体地位并施以更重的程序责任,是合理配置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保障的基本原则。检察机关应予妥当积极地运用公益诉权,以检察担当精神切实担负起国家所施加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法院亦顺应现代民事司法改革强化司法职权的时代潮流,综合利用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所赋予的各项司法职权,适时地生成社会正义。

论基金管理人忠实义务的法律规制

基金管理人的忠实义务是基于信托法上的受托人的忠实义务的原理构造出来的。它要求基金管理人在处理基金事务的时候,不得考虑自己的利益或为第三人谋取利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投资基金立法大都对基金管理人应负有的忠实义务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相比,我国的相关立法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风险化解目标下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化解风险是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首要目标。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风险具有“太关联而不倒”和“太迅捷而难防”的新表现,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需要在透析互联网金融及其风险本质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监管模式,构建监管长效机制。穿透式监管于“事实发现”层面转变监管理念,透过金融产品的外在表象看到其金融业务和行为的内在本质,作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性,我国应在风险防控体系构建、平台市场准入标准设置、穿透式信息披露规则设置、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征信体系建设等方面,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长效机制,彻底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

实践性合同的诺成化变迁及其解释

实践性合同作为原始合同的遗留,正体现诺成化的趋势,但其自身存在的社会依据,在现时代并未消亡。在体现债合同的本质、支持信用的发展、争辩合同之有偿与无偿、保障信赖利益与商事目的实现等多个典型场景中,合同之实践性与诺成性都呈现以各自历史根据为依托的角力。实践性合同的"进化"过程是分类型、分层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