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的体系化防范

中资科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日益遭遇严峻挑战,相关挑战主要表现在国际秩序重塑与国内发展转型交织下的法律规范钳制、政府规制束缚和媒体舆论博弈等合规风险谱系。鉴于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域,体系化防范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涉及认知、话语、规范和实践等关键环节,牵涉面广、要素众多,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而需渐进式系统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商业合规的核心要素,又与认知、话语、规范和实践等关键环节紧密相联,可为推进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防范提供坚实支点。宜系统集成多梯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区域制度安排对话功能,类型化归纳不同群体核心诉求,全生命周期追踪东道国规范政策演进,重视多媒体舆情归集和分析等,从而倾斜性纾解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各种挑战。

论国际条约在我国行政处罚中的适用——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77号的思考

国际条约在我国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适用问题鲜少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177号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在我国,直接适用条约模式较为普遍地得到采纳,但亦有少量规范采纳了间接适用或混合适用模式。在行政处罚领域,由于规范的缺失,国际条约能否得到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均没有定论。国际条约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有法理、规范、价值三方面的支撑,对其适用具有增加法律依据、拓宽执法视野、积累实践经验三方面的功能。具体到适用路径的选择问题上,结合我国目前的法治情况,国际条约可作为执法依据、解释基准、裁量因素三重角色在行政处罚中得以适用,籍此促进国际条约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弥合。

国际商事仲裁中CISG适用之进路探析

CISG在兼具司法性与契约性特征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存在多元化的适用路径。在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下,当事人能在相关规则允许选择非国家法时直接约定适用CISG,且此种选择的性质是作为实体问题的准据法还是作为当事人约定并入合同将对CISG的适用效力产生影响。在当事人未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下,仲裁庭是否有义务适用CISG取决于对仲裁性质的认识,在主流的混合理论下,仲裁庭可能存在适用CISG的义务,但义务来源于对当事人合意的服从而非CISG缔约国之义务。此外,在主流的混合理论下,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时,仲裁庭宜通过间接适用路径援引CISG,同时应尊重实体争议准据法所属国对CISG第1(1)(b)条的保留。

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的认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效控制条款解释及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条款中“有效控制”的规定语意模糊,国际海底管理局秉持监管控制解释思路,致开发资格标准过于宽松,纵容了“借壳开发”行为。单一监管控制标准混淆国籍与有效控制概念,强化发达国家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支配地位,严重违背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有效控制条款解释与适用,应借鉴国际法中对资源的实际管控能力与国内法中对经营管理施加影响的经验,引入经济控制要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综合运用条约解释方法。构成要件可参考领土主权中的有效控制,分为排他行使控制权意愿的主观要件与存在监管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实际联系的客观要件。后者判定应采取实质性审查立场,以监管控制为原则,经济控制为例外。其中,经济控制以实际控制人、利润分配流向及申请主体中主要经营管理机构及人事控制机构成员所在国逐步判断。中国正处于深海立法的探索阶段,应充分利用法律解释工具,为深海治理议题贡献中国智慧。

探究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条约选购问题及防范

条约选购无论是从投资者的实践,还是从国际仲裁案件的数量来看,都已成为现代投资领域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文章第一部分对于条约选购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总结了条约选购问题形成原因和不利影响,这是探究条约选购问题的前提。第二部分通过梳理国际仲裁中的各类案例,整理了影响国际仲裁庭识别条约选购问题的三个标准,根据这三个标准分析了仲裁庭对于条约选购的态度,总结得到条约选购问题并不是非法行为,国际仲裁庭甚至天然地会倾向于保护投资者,更多地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由此引出第三部分,即国家能够减少因条约选购问题带来的损失的三种主要的限制方法,并对三种方法进行利弊分析,以期给未来国家的条约缔结实践提供一定的建议。

国际投资仲裁中紧急仲裁制度适用:实证检视与完善路径

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活动的兴起,投资仲裁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紧急仲裁规则旨在弥合争端发生和提交法庭之间的时间差,确保临时措施得以执行,同时保障紧急仲裁员的独立地位,尽量减少司法机构的干预。然而,紧急仲裁作为一种比较新的机制,在起步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投资条约纠纷中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紧急救济措施,因此紧急仲裁是否适用于投资条约纠纷值得重视。本文对紧急仲裁程序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仲裁案例,为投资条约争端中的紧急仲裁提出完善路径。

国际软法作用和局限之反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治理在缺乏“世界政府”的前提下成为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机制。而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规则之治”。其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法规则外,还产生了一类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却可以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规范,这种规范被麦奈尔勋爵最早使用“软法”这一概念来概括。作为一种国际规则,国际软法自身“瑕瑜共存”,既有示范、解释、中转、补充和重构的积极作用,也存在权威性不足、结果不确定、加剧国际立法碎片化的局限性。对此,我国要充分利用软法,增强我国在国际法治构建中的话语权,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治中的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国际软法来指导国内立法,促进国内善治,顺利实现法治建设的目标。

国际航空货运代理人责任制度研究

近年来,航空货运代理的职能随着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发生了很大转变,货运代理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定义,开始以多种身份参与航空运输活动。有时是当事人代理人,有时是运输合同当事人,在业务顺利开展的情况下其法律地位并不存在争议,而一旦出现不确定因素或突发情况,则会大幅增加相关交易主体的经营风险,实践中已经发生多起货运代理的纠纷。因此本文针对航空货运代理企业的法律的制度不完善导致货运代理企业法律地位模糊,责任承担界限不明的问题,运用实证研究分析的研究方法,剖析航空货运代理企业的法律地位、适用规则,并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多边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适用的完善路径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是我国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对外联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多边合作机制。该多边合作机制将诸多国家联系起来,牵涉多方利益,相较于硬法,国际软法是目前维系其秩序的妥善规则。但由于国际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天然特性,“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效力和实施问题受人关注。关于效力问题,本文认为制定“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软法规则应注重各方利益的平衡以及注重规则的专业科学性,减少软法特点带来的效力局限性。关于实施问题,本文认为构建与软法规则配套的基础制定、机构、组织才能更好的发挥软法的作用。

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治理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环境领域的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在法律领域如何加强国际环境治理是人类面临的必修课题。在国际环境领域中,软法是一种重要的造法机制,软法治理已经在国际环境领域得以实施。从环境领域开始进行国际合作时,国际环境软法就以国际组织决议、宣言、行动计划等形式存在。在国际环境条约、协定等硬法中,也存在软法性因素。国际社会的治理环境和硬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得软法治理适应治理现状,软法的示范作用和补充作用也体现此种治理方式的优越性。在当前国际环境领域出现诸多软法治理现象的情况下,我国也应当积极应对,以在国际合作中促进环境保护,谋求人类共同生存。我国首先应当明确国际环境软法的实施方式,其次也要协调国际环境软法和硬法的关系,发挥硬法和软法的作用。

论国际税收秩序演进中的法制输出

法制输出是发达国家建立和维系传统国际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以国际税收信息交换制度、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和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发展为代表的国际税收秩序演进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由发达国家以经合组织为平台,通过法制输出推动其国内立法国际化,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国际标准这一传统路径。与“长臂管辖”或“国内法域外适用”相比,法制输出不仅有利于形成输出方旨在实现的国际标准,而且可以避免与他国法律效力之间的冲突。法制输出背离了国际法的生成逻辑。在当下国际税收秩序变革的关键时期,我国应充分认识法制输出对国际税收秩序走向的影响,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秩序变革进程中的主体意识;提升涉外法制建设的广度和深度,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构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税收治理新平台。

论国际法语境下软法的理论边界与发展路径——以国内法与国际法比较为视角

在全球治理中,软法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比较国内法与国际法,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软法的理论边界和发展路径。软法之所以“软”,是因为没有法定责任及制裁;之所以可以被称为“法”,是因为它能够产生调整实效。在国际法语境下,软法分为一般意义上的软法和特殊意义上的软法。前者可以独立发展,后者负有“由软变硬”的使命。在接受软法兴起的同时,应当警惕软法泛化现象——一方面,不能把没有法定责任及制裁的国际文件一概界定为软法,因为这会损害软法的权威;另一方面,既不能放弃特殊意义上的软法,也不能忽视一般意义上的软法,因为这会加剧国际法效力危机或者阻碍国际社会的法治化。中国应当通过发展和繁荣软法,促进人类法治理念的革新,具体路径可以是有的放矢地参与或建设国际组织,也可以是通过强调技术中性和经济规律,提高软法规范的理性程度。

国际金融中心司法制度研究——以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为视角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司法的保障。哈萨克斯坦为建设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心内成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其是中亚地区第一个基于英国法律规范和原则构建的普通法系法院,制度设计具有独立性、灵活性、可预测性等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司法机构的设置应当具有必要性,其必要性评判应考量国家战略需要、争议解决的便捷性、未来争议解决的市场需求度等因素;应当在国内法中明确国际金融中心司法机构的主体地位;应当为国际金融中心司法机构所作裁决提供承认和执行的保障;注重国际金融中心内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之间的协同发展与良性互动。

《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冲突及破解之道

《新加坡公约》是中国发展国际商事调解机制的重要指引性国际规则,但当前中国国际商事调解与《新加坡公约》存在着诸如和解协议的“国际性”界定标准、和解协议审查执行制度、商事调解独立救济功能的认可等方面的制度冲突。建议中国明确和丰富“国际性”和解协议的界定标准,充分利用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变动适用”司法确认制度,包括扩大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纳入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与经个人调解行为作出的和解协议,同时适当调整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和执行规则。考虑到国内现有的“大调解”格局,建议以整合型立法模式制定统一“调解法”以规范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纳入调解员资格认证与激励约束机制,且构建调解组织商业化管理制度、规范商事调解市场化发展监管体系,为形成健康稳定的商事调解市场提供制度支持与保障。

同人作品合法性问题的国际法思考

在互联网大时代,同人作品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出现于大众视野中,其合法性具有国际法依据。同人作品,是以原著作品为基础创作出的新作品,是二次创作的成果,其创作和传播很可能会侵害原著作者的著作权。许多学者认为,同人作品与原著著作权间的冲突会影响其合法性。尽管国际法并未明文规定同人作品的合法地位,但同人作品因自身满足成为新作品的条件而当然取得的国际法赋予的合法性并不受原著著作权的影响,对原著作品的依赖性不应成为否定同人作品合法性的理由。

《海警法》第21条的规范内涵及其国际法依据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以下简称“海警法”)第21条规定了海警机构有对外国军用船舶和用于非商业目的的外国政府船舶采取一系列维权执法措施的权利,引发外界对该规范是否与当下国际法规则不符的担忧。《海警法》第21条从规范属性看是授权规范而不是当为规范;从权利来源看,需要在理论上拆解出国内法管辖权和主权者采取自助行为的权利;从行为性质看,该条所规定的措施中不仅包括行政执法措施,还有安全保卫措施。在上述规范内涵的基础上考虑《海警法》第21条项下安全保卫措施的国际法依据:该条的安全保卫措施因不具有管辖权性质而与船舶豁免权不冲突;该条的安全保卫措施符合反措施的定义和要求,从而获得了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论特别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自2011年国际法委员会第63届会议开始,作为国际法渊源专题的新热点议题之一,特别习惯国际法已逐渐在国际实践中发挥作用。本文将结合国内外有限的学术观点、结论草案及评注、国际法院相关案例等研究资料,通过与一般习惯国际法的异同对比,对特别习惯国际法的构成要件、效力范围、举证责任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识别,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特别习惯国际法的认识。

数据主权理论在现代国际法的合理性分析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而产生了第五空间“网络”,并延伸出了网络主权的理论,虽然最初提及这一概念的网络先锋人士实质是在倡导网络空间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观点,但如今更广泛的观点认为,网络主权即是传统主权理论的延伸。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又诞生了数据主权的概念,相对应地,否定数据主权论的观点也应运而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数据自由论”及“公域说”等,但这些观点都存在内在的理论错误,故不能放任数据不受监管地自由流动;且数据主权论有着实践与法理上的依据,符合国家主权平等与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认为数据主权论存在其合理性。但同时,在数据主权论的实践中,主要有两类典型的国家实践模式,但目前的模式还无法调和安全性与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此外,某些模式还存在着域外延伸的问题,如何合理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将是一个持久性的挑战。

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国际船舶管理国际法治研究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规划设计中,海南自贸港建立高度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包括建设“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船舶注册。目前特色船舶登记政策不断落地并取得不错的效果,但问题也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显现,如办理国际船舶注册的主体不满足在海南自贸港的住所要求、退税政策仍有模糊地带、行业限制成为政策落实的堵点。本文经过实地调研,针对问题提出完善措施,降低船舶注册主体的“住所”要求,优化“零关税”进口船舶及船舶出口退税政策,合理放宽行业限制,加快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登记中心。

国际法的东方溯源:先秦时代的国际法和冲突法

本文试图探究先秦时代中华法系中国际法的发展状况。基于法系和时代的特殊性,本文首先讨论了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在“法则区别说”、“国际礼让说”、“法律关系本座说”中的关系,并认可在中华法系的发端年代更应该考虑从“法则区别”和“国际礼让”的角度研究冲突法规范,进而认可了国际私法在本文背景下与国际公法之间的依存关系,确立证明方向。本文第二部分证明了先秦国际法的存在,第三部分讨论了先秦国际私法的发展情况,并主张其尚未存在,但已经有零散的原则和理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