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与沟通: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一个比较视角的检视与思考

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是政治互动的主体性要素,处理二者关系的关键在于不同价值观体系的包容与管理的沟通。在既往的执政经验中,党主要通过在非政府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的方式实现政治互动,执政绩效与执政成本不成正比。根据现代政党政治的规律,结合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现实,党应该采取包容与沟通的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政策服务、组织影响力和执政艺术等环节,加强党对非政府组织的执政领导作用。

利益博弈与政策协调--基于欧盟社保政策适应性的研究

社会保障政策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政策领域。欧盟在"欧盟公民资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极具"协调性"特色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欧盟社保法令和社会保障合作计划兼容差异,既维持了各成员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性,也保障了流动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成员国之间通过社会保障领域的合作与政策协调,取得了多赢的结果。

大都市概念没有过时——兼与刘士林教授商榷

刘士林教授在《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2期发表的《"大都市"已不适用于界定和表述中国大城市——以上海为例》一文中指出,"大都市"成为一些中国大城市定位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但同时认为,"大都市"这个概念不利于解决中国大城市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已明显不适用于界定和表述中国大城市。对此,笔者认为,大都市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能够很好地描述和反映城市化在中国的客观发展情况,这一概念并没有过时。中国大都市问题主要是由传统的大都市发展模式造成的,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新大都市发展模式。

公民教育与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互构:基于协商政治的路径

少数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并在认知基础、知识构成与知识传承等方面表现出来。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必须考虑地方性知识的影响,需要从不同方面来汲取有益因素,并转化为具体的公民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而在其中,建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上的多族群协商是重要途径,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协商和交流融合,发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潜力,能为公民教育和少数民族知识性知识之间架设有机纽带实现双向互构,从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推动不同民族间和谐共处关系的实现。

公务员提案制度：韩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公务员提案制度是韩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提高公务员的人力资本层次、职业精神和参与管理的能力。从历史渊源上,韩国的提案制度借鉴并吸收了私人部门的经验,但在管理制度、提案的实施程序与构成要件等方面,都有针对性的创新,满足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韩国的公务员提案制度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是在公务员能力培养、专项课题研究和民主参与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城市性质与城乡治理的再认识——兼与杨宏山教授商榷

城市是各种要素高度聚集的空间构成,将城市的本质单纯地理解为提供公共服务或优质公共服务是不够准确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应当实现均等化,而其他地方性公共服务的城乡供给可以有一定的差异。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思路,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是需要坚持和完善的。

协商民主、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国家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线,内含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建设三个维度。国家治理则是民族-国家建立后国家建设继续推进的前提,包括单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和互动式治理三种形态。中国国家建设以建立现代国家为基本目标,遵循从民族-国家走向民主-国家建设的逻辑,而中国国家治理以创造现代治理为主要取向,体现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的理路。无论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民主-国家建设还是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均需要一条具体的实现路径。作为治理型民主和民主型治理的统一,协商民主既为转型期中国从民族走向民主-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途径,又为转型期中国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治理提供了现实选择。为此,应以协商民主有效运行推进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实现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共进。

社会组织在应对大都市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及其实现机制

有效应对大都市突发事件要求提升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提升大都市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要求改变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突发事件应对模式,引进新的大都市突发事件应对主体,建立多元共治的大都市突发事件应对模式。社会组织由于其特定的专业技术优势、沟通国家与社会的组织特性以及弹性的组织结构,在大都市突发事件应对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均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应对大都市突发事件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空间的扩充机制、参与主体的规范机制和参与能力的提升机制。

如何防范地方政府被企业捕获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常态,而一旦政府被企业捕获,并使二者连接成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则是公共行政异化的表现。政府被捕获的最终后果是公民主体在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在规范的公共行政层面,克服政府被捕获的对策是回归公民主体及其授权的政府主体的本原。

角色·功能·发展——论区域治理中的公民社会

理论研究与活动实践表明,公民社会是区域治理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民社会的基本角色,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各类研究性机构与协会、公民等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区域治理的各项活动,承担着重要功能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还不成熟,存在认识误区、参与渠道有限等诸多问题,成为制约区域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有效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提升区域治理绩效,需要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对公民社会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农村社会保障代理：制度绩效背后的风险及其克服

当下,改革中的农村基层社会保障的实施,是通过县级政府委托——社区代理的方式实现的。这一模式避开了村民自治体制下政府进入农村基层公共管理领域的制度困境.但是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为有效提高社会保障代理制的制度绩效,发挥代理制的积极作用,应该在代理策略、战略管理、代理领域拓展和代理组织恒定化等方面做出积极应对。

中国农户承包地资本化流转:宏微观利益格局与分层治理

中国农户承包地的流转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基础,具有土地资本化特征,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植根中国农村集体组织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系统开放和机会均等的理念在进行农户承包地资本化流转的利益协调时,需要在宏观层面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合理权衡两种土地资本化活动(农用地资本化和非农用的土地资本化),以便在微观层面对农民、村集体和相关企业的行为选择进行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最终实现中国农户承包地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