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优化: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

有效的国家治理既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的合理,又取决于国家在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中能否聚合起强大的认同力量,引导少数民族多种认同和谐相处。公民教育就扮演着以上的角色,并在不同的途径中得以展现。其中,学校、民族社区以及民族精英路径扮演了不同角色。国家需要采取具体公民教育措施,提升不同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全面发挥其认同序列优化功能。

社会转型与少数民族价值观变迁：以西南地区为例

从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生活环境相对封闭,从而对少数民族成员的自我与他者认同构成了影响,形成特定的制度体系、交往体系和价值体系。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价值主体、价值运行以及身份认知三个层次上,它们共同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重构。

行政发包制下河长制的解构及组织困境:以上海市为例

河长制起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后被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推行。在地方水环境治理实践中取得一定效果的河长制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既定效果,这是一个尚存疑的问题。河长制是一种行政发包制。基于控制权理论将行政发包制下的河长制进行解构,发现它在组织运行中存在着"阳奉阴违"式政策冷漠以及增加执政风险等方面的困境。究其原因,行政发包制是以上下分治的国家治理模式为基础的,中央政府不直接治理社会事务而是授权给地方政府(主要是县及以下),在对地方官员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行政发包制下的河长制就可能会偏离中央政府的政策。因此,河长制治理绩效的提升需要行政发包制的转型。以行政发包制为基础的河长制并非长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