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遗忘的竞赛:清代律学史中的“箭垛”和“失踪者”

近三十年来的清代律学史研究呈现明显的"箭垛化"和"晚清化"现象,清代前期、中期的许多重要律学家较少被关注。从大量史料中可以勾稽出沈之奇、洪弘绪、万维翰、许梿、潘骏德等一些被遗忘的清代律学"失踪者"的生平剪影,他们乏人问津是趋热避冷的学术惰性使然,深层原因则是未能摆脱启蒙诉求和现代性范式的窠臼。对精心选择的个别历史人物进行不断"箭垛化",实质上是对历史记忆进行破坏性的重编和精简;对历史的"记忆+遗忘"结构保持清醒,才能真正理解学者的生涯命运和学术史的全程图景。

通往唐永徽《律疏》之路--中古佛教律学与世俗律学互动论

晋"张杜律"后,世俗律学呈现"一线之延"的衰弱态势,沦为"私议之所轻贱"的学术。佛教律学则渐次发达,继律部经典传入翻译之后,建立起以"律-律疏"为主干的规范和解释体系。南齐《永明律》、萧梁《梁律》的修撰,是在佛教律学鼎盛的氛围下展开的。唐初佛教律学臻于全盛,永徽《律疏》承齐、梁二律之余绪,并非横空出世。其修撰受到了佛教律疏学、儒家义疏学的影响,前者更值重视。高宗"律学未有定疏"之语的背景是佛教律学"五大部""三大疏"的完成。认为中古世俗律学繁荣的观点与史实不符。重新认识中古佛教律学与世俗律学的互动关系,重估永徽《律疏》的成绩,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进程与脉络。

中华法系“刑法”主体形成原因辨析

法史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法系的源头是"刑始于兵",然而西方上古社会时期也同样是部落、城邦战争不断且非常残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刑始于兵"呢?其实,中西方法律的不同源头应主要在两者完全不同的部落权力结构之中,应该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一权制政治体制导致中华法系以"刑法"为主体。

谁应对太平天国内战造成的大灾难负责——与方之光先生商榷

太平天国内战给国家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将其主要责任都归给清政府的观点是偏颇的,它不仅在为太平天国政权推卸应负的重大责任,而且无视造就大灾难背后重要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使得这样的大灾难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上重演。我们应该吸取其中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