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学术进展

本文是对2015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性评述的初步尝试,试图在与既有成果的对比中凸显本年度的学术进展。本文评述的学术文章,或具有一定的思想性,提出并论证了学界未曾提出的新观点;或在新史料的利用和发掘上有所突破,为本领域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史料搜集的新路径与索引;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探索。

农村家庭食品销售的特殊法律规则思考--以《食品安全法》第29条为起点

当前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改进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市场的路径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农业食品的立法经验,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第29条进行适当的调整。在鼓励农民创收的目标下,应该适当放松对农民销售自产农产品以及农村家庭食品作坊的管制,立法应允许农村自产食品的销售者得到强制规则的例外适用,考虑通过直接的人际关系替代高成本的规制,从而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给予农村家庭更大的生存空间。当然,例外适用也必须符合一定的基本规则,必须是无潜在危害的食品并且有符合明确要求的标签,保障消费者能直接获知生产者信息,且知道该产品是家庭生产而未接受强制检验。同时,跨区域销售或者销售给批发商不宜得到例外适用。

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

近年来的中国革命研究中,"新革命史"或"新政治史"的取向日益明显。在新思维冲击下,传统中共历史研究需要怎样的视野转向,才能应对冲击就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从革命中的"新人"塑造出发,讨论身体在革命中的意义,提出了身体视角下的革命史研究的可能。通过对身体视角下革命史研究的梳理,以及土地改革中身体政治实践的讨论,强调身体政治可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启示。将身体引入革命历史研究,既是关照"人之再造"的革命诉求,也是以身体将人置入革命历史研究,并在动态历史实践中体会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对革命场景中身体政治的讨论,目的是推动原本处于相对静态的中共历史研究更多关注动态进程,最终迈向实践的历史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建党——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建党是中共在组织上扎根乡村的关键步骤。囿于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顾虑,中央在初期的农村建党中实施了一般限制政策。但是,随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因要强化党的领导,促使建党政策从限制变成了积极,甚至在1955年至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出现了农村党员数量的激增,并最终实现了"乡乡有支部"。农村建党布局的完成既是中共组织权力扎根乡村的标志,也颠覆了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将其从相对自治状态纳入到国家的治理体系中。

略论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结构--以《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为视角

确立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能源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能源法》只有在制度结构中才能发挥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功能。能源立法应当安排能源基本法即《能源法》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构建《能源法》与单行能源法、单行能源法之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内部制度结构,《能源法》与环境法、相关部门法之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制度结构,从而形成内外部制度相互衔接的能源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社会法的价值旨归——以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为视角

无幸福,则无发展,至少无真正的发展。较之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而言,幸福是社会法更本质的价值追求。在终极意义上,对幸福之追求是社会法规范确立与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引与最终归宿。幸福具有多种维度:个体幸福与主观幸福是社会成员自我救赎的场域,而社会幸福与客观幸福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可作为空间,也是社会法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社会法不能回避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偏低的现实起点,社会法应在公民的自我救赎范围之外实现自己的制度担当,即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增强国民的公平感,提升国民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危机与应对——基于皖西北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出现过两次波折。一是1955年春的"生产力暴动",二是1957年前后的"闹、退社"风潮。"生产力暴动"带来了短暂的合作社压缩与整顿,闹退社则催生了"现行犯"打击和社会主义教育。不同于压缩与整顿的政策调适,"现行犯"打击和社会主义教育都是乡村社会主义的保卫战。本文以皖西北史料为基础,以"现行犯"打击为中心,梳理这场乡村社会主义保卫战的来龙去脉,并借此讨论社会主义正当性塑造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文章认为,经由刚柔相济的社会主义保卫战,政府在实现对乡村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也钳制了异见之声,并使政府政策失去了在实践层面检讨反思的可能。

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由于公路使用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民事合同关系,因此,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具有合同诈骗的性质,情节严重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车辆超载是行政违法行为,应由政府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公路经营者对车辆超载部分计重收费具有惩罚性质,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不应当将车辆超载部分计重收费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而应当将不超载情况下的车辆通行费用作为定罪数额。对多次偷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行为的犯罪数额可参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累计计算。在认定共同犯罪时,应考虑行为人的主体身份、所利用的职务便利以及偷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财产性质等因素。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属于牵连犯,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