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秩序规制与竞争法基本理论初探

作者认为， 市场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的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过去一直被忽略的对竞争法的探讨在当前显得十分必要。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基本的法律关系模式，并以之为标准，禁止那些偏离这一模式的行为， 调节、整合市场中现实的经济竞争关系，使之符合竞争机制的要求。

公司慈善捐赠的税收问题研究

针对公司捐赠的税收问题,指出新《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对公司捐赠的税收进行了规范,但缺乏具体的操作依据.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企业捐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显紧迫。通过考察可扣除的公司捐赠的界定.公司慈善捐赠的股东保护、捐赠的范围、捐赠的扣除比例,提出了公司捐赠税收优惠完善的立法建议.

涉众型金融犯罪预防机制研究

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涉众型金融犯罪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其治理问题上,如对已发案件受害人的保护。但实际上,其预防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对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现阶段,除了要继续完备司法机关的一般预防措施,还应在深入分析和研究上海市建设发展"金融检察"历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对全国检察机关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涉众型金融犯罪的预防机制。

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理念创新与实现路径

2018年3月,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实行统一市场监管,拉开了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序幕。本文对我国综合监管改革前市场监管的理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对具备先进监管经验的美国的食品药品领域市场监管立法、机构设置、监管模式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建构我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理念时应注重精准监管、注重风险防控、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并适当引入柔性监管方式,从而最终达到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金融刑事立法的演进、缺陷及完善

伴随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金融犯罪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金融犯罪的数量与危害性日益突出。为了打击与预防金融犯罪,我国金融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细致的过程,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特别突出的是其立法前瞻性不足,稳定性较差,与其他金融法规协调性不够好,从而影响预防与打击金融犯罪。因此,必须对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修正,从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

工作场所知情权——《劳动法》保障各种劳动权利的前提

工作场所知情权是人权在劳动领域的延伸,是现代社会大生产条件下保护劳动者健康与安全、实现劳动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以劳动法确认劳动者享有工作场所知情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社会正义在劳动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完善我国劳动法、切实维护劳动者健康与安全的关键。

留置权在劳动债权中的适用探讨——一种结构分析的视角

我国《物权法》对留置权适用的一般化规定,突破了原有的保管、运输、加工承揽、行纪合同的适用范围限制,也给司法实践如何具体应用造成一定的困惑,尤其在涉及劳动债权以及劳资利益保护问题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容易让人倾向适用留置权。本文从债和合同结构的视角分析担保物权、留置权以及劳动债权的本质属性,认为担保物权本质在于平衡债的内部结构,降低债的履行成本,并在与外部债权的竞争中获得优先权。留置权虽系法定担保物权,但未脱离这一本质。劳动合同关系是在平等主体身份基础上缔结的,但在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劳动者虽受用人单位"有形之手"指挥从事劳动活动,但用人单位的"有形之手"又受市场"无形之手"的约束。因此,赋予劳动者留置权不仅紊乱了劳动管理秩序,破坏了劳动合同的内部结构,还使得外部市场合同反受内部劳动合同的制约,故在劳动债权中不能适用留置权。

基于创新发展需求的法律教育研究——评《法律教育学的新发展》

法学教育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传播法律文化、普及法律意识、创造和谐社会环境,以及在培养法律职业者、完善立法与依法行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科技的日益发达,法学教育目的、功能、作用虽未产生大的变化,但其内容、范围、特征等却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教育工作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研究,以便将法学教育的实际功能与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司法划转变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监管制度研究——基于不同标准的监管衔接

司法划转变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诉讼或者仲裁的司法划转;另一种是基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或者股权公开拍卖的司法划转。两种方式的司法立场、目标追求以及相应的司法判断标准是不同的。不同的司法判断标准决定了如何进行监管衔接,前者应在尊重司法权的前提下采取适应性监管方式,后者可在协作理念下采取介入性监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