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行政法学的童年

从1902年中国有了行政法学研究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中国行政法学研究，既是一个移植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本土化的过程。移植的过程，就是将西方的行政法学理论传播到中国，并为行政法制近代化准备知识资源的过程；而本土化的过程，则是将已经移植的行政法学理论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独立研究，并用于指导中国行政法制实践的过程。

从分权学说在中国的发展看法学的中国化

分权学说是近代宪法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学说之一，其核心内容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产生权力的滥用，因而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分权学说也被作为两方民主政治文明的精髓介绍到中国，受到中国近代先进人物们的重视。这一学说经中国学者们的阐释，并和中国的宪政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学说和分权模式。分权学说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法学中国化的历程。

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中国化

国际法学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产物，其标志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国际法学，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几乎都是从国外移植的。一般认为国际法学最早是在1839年林则徐组织人翻译西方著作时传入的，而国际法学的系统输入则始于19世纪60年代来华传教士尤其是丁韪良对西方国际法学著作的翻译；到20世纪初则主要是留日学生继续了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将一批日本国际法学著作、讲义译介到国内，“国际法”这一术语就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

法律解释学的嬗变及在中国的研究

法律解释学是当代法学体系的一个分支，是指“运用解释方法阐明成文法规范意义，理论上使其调和，组成体系的科学”。它是以西方哲学的解释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西方哲学将解释学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古典解释学，二是一般解释学，三是哲学解释学。从三种形态的解释学来看，第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学，中国古代就已经具备且在解释的技术上相当完备。

新法学学术团体的诞生及特点

法学的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当代主要表现为法学与社会主义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为了加强对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研究，董必武等90余人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发起成立了新法学研究会筹委会。1953年，在新法学研究会筹委会和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委会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以下简称政法学会），宣告了新法学学术团体的正式诞生。我认为，这一时期新法学学术团体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中国古代法研究的西方化与中国化

一、中国古代法研究的西方化道路及其批评 传统律学在引入西方学术分科的基础上，将传统的“四部之学”的法家嫁接成近代意义上的“七科之学”的法科，中国法制史完成了自身学科的创建。由是观之，中国法制史在肇始之初便与中国近现代法学一样，刻上了鲜明的西学烙印。不仅如此，1949年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按照前苏联的法制发展模式，中国法制史相应地改为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尤其在过分强调“法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之法律观指导下，中国法律史被演绎为阶级斗争史，我们看到几乎所有该时期的中国法律史著作，都以刑法为主线，中国法律史成了中国刑法史。中国古代法研究以及整个中国法学又走上了一条新的苏化及马克思化的道路。

深化与呼应——民法学的中国化进程

由于中西传统文化的异质性，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有一个本土化过程。民法学的中国化所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吸收改造西方理论，将之整合成中国自身的学说体系问题。

从妨害风化到妨害性自主——简论台湾强制性交罪条文及其概念发展

《大清律例》“犯奸律”中提到：“……凡问强奸，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肢体、毁裂衣服之属，方坐绞罪。……。”副由于强奸既成的犯罪行为人必须要以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对于举证上有很多的要求。在律文规定中，犯奸律的成立，着眼于被害妇女受到“无法挣脱”的暴力，但“若以强合以和成，犹非强”这一点来看，律文并不认为妇女可以因此而屈服在犯罪行为人的暴力之下，妇女必须要抗争到底，而能证明妇女极力抵抗的证据就是“损伤肢体、毁裂衣服之属”，要有这些证据，才有将犯罪行为人人罪的可能。清代法律在牵涉到与“性”相关的刑案时，针对受害者的女性一方，其审判的思考着眼点，是以该妇女是否为贞节、对贞节是否有着坚强的执着信念为出发点，而这往往造成许多女性在审判时居于劣势，从而更难将犯者人罪。

本土抑或移植：代理制度的源与流

代理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已勿庸置疑，但这一法律制度到底是中国本土的，抑或源于日本，及其在中国境内的转化如何等问题都有待详查。本文通过较为详实的资料梳理，对如上疑惑予以简要回答。同时，也试图以“代理”制度的起源与流变的考察，作为中国民法学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概观民法学的中国化之旅。

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内国经济法的约束与影响

WTO之所以被称为“经济上的联合国”,是因为其不仅为协调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与立法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常设的固定场所,而且以缜密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对维护国际贸易交往的有序发展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用强势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取代GATT的争端程序,意味着各WTO的成员国必须遵守统一的博弈规则,对其国内与WTO义务相关的经济立法进行整合、修订,以与WTO规则相接轨。这一点不仅针对经济立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很大程度上也针对经济立法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