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

本文根据现代社会工作学的“增权”理论, 在论述增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假设前提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 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 进而区分弱势群体自我发展所需的个体增权、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增权等三个层次, 最后结合我国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增权途径讨论了“主动增权模式”和“外部推动增权模式”的关系及其适用性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的城镇集中模式：政策逻辑与实践限度--基于黔中G县的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内容,对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地区的贫困问题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通过对黔中G县易地扶贫搬迁过程的考察,分析原本多点布局、分散安置的扶贫搬迁如何演化成单一的城镇集中模式,受限于资金与土地的双重约束,以及城乡二元思维的支配,地方政府将城镇化视为拉动经济增长、实现贫困人口致富的主要手段,易地扶贫搬迁的城镇集中模式表现出鲜明的政策逻辑。仅强调经济层面集约效应的城镇搬迁,没有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条件和贫困人口实际,在实践中面临着极大的局限性,因而需要从超越经济逻辑、预留生计转型空间以及加快转移就业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后续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新世纪中央“一号文件”的两个重大判断

我对新世纪以来的14个中央'一号文件'里最有心得的是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形成了中国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大意义是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即从2004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来带乡'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意味着2004年以前都是'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阶段。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农业承担了一项新的任务。

慎重对待中国农村改革的复杂性

农村社会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有两项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社会影响深远,一项是自1982年开始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另一项是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使用。关于土地家庭承包制,1982年,中央说十五年不变,1998年做了第二次确认,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时,又加了一句'长久不变'。但究竟如何理解'不变',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官方解释。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土地去哪了?

1982年到1984年,中国废除了运行20余年(1958—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归各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计口均分,归各农户所有,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使用权的分离)。1987年1月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对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及对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做出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在我们看来,此一新的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法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