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本文将家庭资源分配置于三代的代际链,将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亲代优先性"和"成年子代优先性"结合起来形成资源代际分配的四个亚类型,并以此来审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资源分配。通过对CHARLS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的现代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决策,其中,个体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改进)使其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支持子代。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特征,上位优先型的分配方式仍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的原因并不总是"伦理危机",而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可能是上述现象的重要诱因之一。

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村落熟人社会的转型研究

农民集中居住解构了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基础,极有可能促成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成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逐渐蜕变为市场化的、陌生人的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能够满足人们本体性安全的需要、社会交换的需要,以及合作应对风险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在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中建构一个"类熟人社会"结构,重构人们新的社区身份意识和协作意识,将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整合为居民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研究

论文基于对湖北省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以社会交换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支撑,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降维为工具型职业交往、情感型职业交往、互惠型生活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关照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六种类型,运用频次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现状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总体水平偏低,二者的职业交往多于生活交往,工具型职业交往多于情感型职业交往,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多于亲密型、关照型生活交往;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对其心理融入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其中,工具型职业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较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主要源自工具性因素和外在吸引;由于农民工与市民主要限于浅层次社会交往,其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尚未充分显示出来。为此,需要加快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壁垒,加强舆论引导,促进农民工社区参与和社区合作,加强农民工资本建设,以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及农民工心理融入。

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

基于对湖北省农村样本老人的问卷调查,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关系,以期更好地阐释建设"美丽中国"理念的社会价值。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较高,认为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合计达到了76.1%。对所在地区环境卫生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知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农村老人认为所在地区的环境卫生状况越好,其幸福感越高;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越好,其幸福感也越高。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有利于社会治安状况的优化,进而提高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另外,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收入等个人特征也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为此,农村在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需要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特别是降低空气、水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鼓励构建警民联动机制,完善综合治理网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治安水平,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幸福感。

空心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主体的缺失与重构——基于对湖北省的实地调查

农村社区建设离不开农村居民的参与。近年来,湖北省乡村常住人口与乡村总人口之间、农业从业人员与非农从业人员之间均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农村空心化问题凸显。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其在个体层面表现为:空心化村社区建设人才匮乏,社区建设参与有限,留守居民建设作用有限;在组织层面表现为:空心化地区基层"两委"组织缺失严重,社会组织发育迟缓。农村空心化是城乡二元格局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在空心化背景下,应基于"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良性互动的建设理念,围绕"三类"主体,重点培育"三类"组织,完善社区建设人才激励机制,重构社区建设主体。

生活场域与情境体验: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参照布劳和戈夫曼的社会交往理论,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从生活场域和情境体验两个方面探讨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职业生活场域,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受到行业属性与受雇状态的影响。商业服务业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水平高于建筑装饰业农民;自雇型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水平高于受雇型农民工。第二,在闲暇生活场域,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受到居所类型和居住区域的影响。以居住在集体工棚或宿舍为参照,居住在单人宿舍或套房的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水平更高;以居住在商品房小区为参照,居住在单位小区、城中村的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水平更低。第三,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受到交往情境体验的影响,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融洽度越高,其社会交往水平越高。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建筑装饰业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去内卷化、农民工城市境遇的市民化、农民工生活空间的"去边缘化"和农民工与市民联系的亲密化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与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

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业技术服务需求——基于湖北省Y县358个农户的问卷数据

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给予农户"现代生产要素",其中特别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对湖北省Y县358个农户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对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其中年龄与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关系呈倒U型,受教育程度对技术服务需求具有负效应,而社会地位与技术服务需求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农业技术推广需要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创造教育之外新的培育人力资本的途径,并充分考虑处于农村不同社会地位中的农户技术需求差异以降低农业技术推广的难度。

中国的社会建设:传统、现状及其理论反思

"社会建设"并非一个舶来的词汇,它在中国有其自身的传统,理解这一传统及其目前的沿承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当代社会建设实践,而且有助于推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理解。本文在细致梳理社会建设政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当前重提社会建设的背景与预期,并解析当前社会建设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反思。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生代返乡农民创业及其对农业转型的影响

随着农业转型、乡村振兴的推进,以及农业代际更替的到来,年轻的返乡农民正在替代老一代农民逐渐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在农业经营目的、经营组织方式上与老一代农民有着本质区别,其返乡从事农业是基于“创业”的目的,是以“企业家精神”来经营农业,倾向于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通过追加资本投入和扩大规模来获得更高利润,具有强烈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其农业经营的实践加快了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扩展速度,构建了微观层次上农业转型的实践。同时新生代农民还通过对农业和村庄政治生活的参与,重塑着农业转型的微观社会基础,使其向更加契合于农业转型的方向转变。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增长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绿色增长是缓解农业污染、提高农业效率的重要举措。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和产粮基地,为科学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经济增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采用能值方法定量研究了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总值。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其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总值总体稳定上升,且增幅小于农业传统生产总值,农业绿色生产总值占农业传统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总值的区域差异明显,其空间格局仍未改变传统经济增长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增长在全局上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但这种集聚效应呈逐步减弱趋势。4)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投资、劳动力素质和农业政策五大因素对本地区农业绿色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投资对周边地区农业绿色增长产生积极作用。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总值稳定上升,且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等5大因素综合驱动该时期农业绿色增长的时空变化。

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特征及其优势——基于湖北黄陂某村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大规模农场和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的比较研究,本文探讨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优势及其面临的困境。土地流转是农地规模经营的关键一环,外来大规模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由于其外在于村庄的特性,以及与农民之间的内在冲突性,会产生昂贵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并增加其经营风险。家庭农场通过动员嵌入于村庄的关系网络,以及源于这种网络的信任,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实现土地流转,从而保证经营规模以及经营的稳定性。同时,基于村庄规范和道义性共识形成的地租定价方式,为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无租或低地租的经营优势。但在政府支持下的外来大规模农场经营对家庭农场会产生空间性挤压和社会性挤压。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地方政府需要保护和促进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与经营。

庇护与坚持:农地调整的存续逻辑——基于对湖北邢村的个案研究

包产到户后,农地制度沿着稳定农地承包关系的方向不断发展。农地调整作为与稳定农地承包关系相背离的实践,亦被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不断限制直至禁止。然而,基于治理逻辑,地方政府却为农地调整的存续提供了庇护,地方精英也通过一系列手段来限制村庄中个人借助国家名义制度来破坏这一既成规范。当然,农地调整的存续很大程度还有赖于作为地方民众的村民对农地调整的认可,他们多数人更期望依靠农地调整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庇护和坚持中,地方政府的治理利益、村组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契合,使农地调整实践背离国家政策和法律仍可以存续成为了可能。

农村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基于鲁西南蔡庄村的个案研究

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重点关注经济效应和治理效应,有必要拓展社会效应研究。本文运用社会经济理论的分析视角,以鲁西南蔡庄村为例,探讨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社会效应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面对行政动员强激励和项目资源零输入,农村基层组织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效推动了乡村社会领域的建设发展。第一,在产业规划阶段,农村基层组织自主选择适宜村庄自身条件的产业类型,通过开会议事与社会动员机制整合村庄内部资源并对接外部生产要素,实现对党员和群众的再组织化。第二,在产业运行阶段,加工厂生产管理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并与农民家庭生计生活模式相适配,进而形塑村庄社会结构和巩固农民家庭结构。第三,在产业收益分配阶段,集体收益用于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民间社会组织建设,形成以行政村为供给主体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个案村庄以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为项目资源匮乏型村庄实现产业振兴提供了启示。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视角、维度及其反思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随着实践进程中农民合作难的问题凸显而逐渐展开。国内外的研究者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了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何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和发展现状、为何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即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如何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即组织的发展规范、路径选择与政府角色研究三个方面。

农民对农地的价值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养老保险、劳动力市场化视角

基于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劳动力市场化与农地重要性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高,但是社会养老保险的完善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将会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消减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从而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劳动力市场化可以消减农地的就业保障功能,从而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而劳动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又得益于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因而人力资本也直接影响了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

“项目进村”的私人化运作与村庄建设困境--基于湘中英村的经验

项目制在基层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困境,直接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果。本文发现这与项目进村的私人化运作密切相关。在项目争取阶段,村庄获得的项目多少主要取决于村支书的私人关系和资源;在项目实施阶段,村支书将国家的项目资源转化成了治理资源,为以自己为核心的村庄精英谋取私利。项目进村的私人化运作给村庄治理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后果: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被弱化、村干部日益走向"悬浮"、村庄民主名实分离、分利秩序蚕食项目资源、农民的诉求无法得到回应等。扭转此种局面需要从项目分配和项目实施两个阶段加以规范和完善。

文化距离、地域认同、社会资本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

在城乡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作为中西部乡土社会曾经的缺场者,回流农民可能面临回流后的文化再适应问题。将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视为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能动行为,构建了“情境—动力—资源”的适应行为分析链,将文化距离视为文化再适应的情境要素,将回流地地域认同视为动力因素,将社会资本视为能力因素,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较高,呈现出“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的结构特征;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是受文化适应情境、适应动力和适应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与回流地的文化距离尤其是回流地的差异是导致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困境的重要情境因素;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是促进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动力因素;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关系网络融洽度是提升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资源因素。

建构式解读: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论法的精神》

学术界结合现实从不同的角度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进行了相应的阐释与评价,从而使它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内经常被探讨的文本。本文在简要回顾国内外学者对《论法的精神》的评价与阐释基础上,综合和提取出自身的解读性视角,即从论著的总体性和孟德斯鸠写作的深层目的两个层面,对《论法的精神》进行政治社会学的文本定位归属;并从《论法的精神》里解析出政治社会学的分析中轴、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核心以及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借以呈现孟德斯鸠著作所潜藏的政治社会学文本分析范式,以期实现对《论法的精神》的具体性建构式解读。

反思性延续:认知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流派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推进的现实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反思城市社会学的传统,不仅有利于知识的整合和传承,还能为实践研究提供参考意义。在此基础上,从认知性视角出发对城市社会学的思想传统进行再解读,依据其发展研究脉络,可以将它们大致划分为人类生态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四大流派。这些深化认知过程中的流派类型化,依然可以看成是更具包容性的人类生态学范式和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下的反思性知识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