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不患贫而患无助: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湖北省城乡居民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两类模型,比较分析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剥夺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抑制作用,社会救助则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促进作用;比较而言,社会救助的社会公平感促进效应更为稳健。其具体表现为:较之城市社区困难居民,城郊、乡镇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低,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低,相应地,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城郊、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次之,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低;较之未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社会救助的困难居民更有可能发生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水平更高。正所谓,不患贫而患无助。缩小层际差距、促进阶层融合、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提升社会公平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贫困表征、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

支出型贫困是指因某些风险经历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高,远远超出家庭承受能力,使家庭基本生活难以为继的贫困类型。支出型贫困家庭多分布于低收入社区,其典型特征是:家庭劳动力少、教育负担重,家庭关系网络资源贫乏且风险遭遇多发,普遍面临收支缺口大和生活资料匮乏等困境。支出型贫困家庭可分为单因突生型、单因渐生型、多因突生型、多因渐生型四种类型,从前者到后者,其贫困复杂程度渐次加深。重大疾病、意外伤残等风险遭遇是支出型贫困的直接诱因,家庭韧性弱是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家庭成员发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贫困持续的主观原因,社会保障不足是支出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为此,支出型贫困治理应着眼于提高贫困家庭的家庭韧性,优化贫困家庭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