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觞、成型、完善、变异——湖北风俗文化的历史演进

一、湖北风俗文化的滥觞期——楚文化期在中华大地上,楚俗文化独秀一枝,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楚人拜日、崇火、尊凤。楚先人祝融曾任炎帝的“炎正”,炎帝在远古被视为日神,楚人对自己是日神的后裔坚信不移。祝融保管火种有功,被尊为灶神。天上悬日,地上存火,远古时代太阳与火象征着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也代表楚人的性格。尤其在楚民以火耕水耨为重要生存手段的环境中,火对于楚民尤为重要。楚人拜日而崇火,既是对自然的崇拜,也是对祖先的崇拜,表现出楚人求生存、求发展的强烈愿望。楚是尊凤的民族,以凤为图腾。《白虎通》称:“

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勾划。汉口,这座倚水背江的转口贸易型城市,自明后期开始即走向了商业贸易的“黄金时代”。但是,在农业经济制约下的汉口商业,单靠转口贸易无法使城市经济走真正自立之路,因此,自清中后期开始,汉口商业中虚假的繁盛因素日见增长。

社仓制与青苗法比较刍议

社仓制与青苗法比较刍议张全明社仓制与青苗法一样，同为宋代荒时暴月平抑高利贷剥削、以利防灾救荒的改革措施。然而，由于青苗法系一度推崇至极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行，因此，历来评价极高；而社合制却是一度被批判、声讨的＂保守派＂朱熹所创，因而，对其评价，不是大...

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

本文阐明了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转运贸易经济的繁荣。这种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既有追求取得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也存在着以取得交换价值(即利润)为目的商品经济。前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后者是其发展的取向。由于湖北转运贸易对全国、湖北地区经济的影响,加快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变化,商品市场的扩大,商人组织、团体的发展,其意义颇为深远。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以“和魂洋才”作为处理日西文化关系的总原则,二者极其相似,但其效果却大不一样。本文拟就两者的文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求其中的奥秘。

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

漕运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在封建社会晚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清代湖广是重要的有漕省区。由于清政府实施相对宽松的漕运和商业政策,以及漕运人员的非法商业活动等,因此,漕运促进了商品流通,并对清代城镇繁荣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论世纪之交的孔教问题大辩论

论世纪之交的孔教问题大辩论苏中立（华中师大历史系）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即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０５年的１０年间，全国围绕着孔教问题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这场辩论不仅显示着传统文化走出中世纪、向近代迈步的轨迹，而巨深寓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之间的联系，研究它...

清代前期“农民非农民化”趋向的探讨

清代前期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向,在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有所滋长的历史条件下,它蕴含着我国社会经济近代化的曙光。这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和市镇经济的发展,非农业人口日益增多,手工、商等业人口增长,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农产品日益商品化,社会上需要更多的商品粮和手工业生产原料,促使经济作物和集约性粮食种植业的迅速发展。以谋取取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比重逐渐增大。雇佣劳动的广泛使用,出现了大量雇工,在手工业和农业中都已使用了雇工生产,而且有些地区和部门生产规模较大,雇工数量较多,雇主可随时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雇工,雇工也可随意出卖劳动力。社会涌现了大量的“外地佣工”,这就扩大了劳动力买卖和流通的范围,各地市场上普遍承认雇工劳动的生产价值,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些因素,就为全国市场的形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是无法发展的,我国的近代文明正是从这里孕育滋长的。

中西死亡观的比较思考

死亡,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始终是一个反复忧虑思考的主题。当人类还在摇篮之中翻滚戏耍的时候,就已经朦胧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并开始对此进行一些带有稚气的思考。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死亡的狰狞可怖,对死亡的思考忧虑也就因此而逐步地向深层延伸。对每一个体来说。

中国古代性别回避礼制的发展

中国古代性别回避礼制的发展刘筱红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ｈｉｃｈｄｉｓｃｕｓ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ｒｉｔｅｄ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

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论梁启超的国会组织思想之流变

梁启超作为一名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国会思想产生较早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国会组织思想颇具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于其本身的流变不居中。梁氏一生中不断地在两院制与一院制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政治理想上的彷徨是随着其自身“在朝”或“在野”的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力图通过对梁启超在国会组织思想方面的变化作历史的考察,以便较真实地反映出梁启超作为一名宪政民主主义者心路历程的变化及其深层根源。

试析荀悦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荀悦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总体上属于儒家，但体现了多家学术合流的趋势。其哲学思想体系从观念形态到现实的政治实施存在着天、性、道、人四个层面，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是其方法论。

“郭沫若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杜蒸民(安徽师大历史系副教授):郭沫若与胡适在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上,我现在从三个方面作一扼要的比较。 首先,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估计上,两人的相同之处,都曾对封建文化作过程度不同的批判和否定,表现了他们反封建的积极性。但是也有着明显的不同。胡适是“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他不仅对祖国文化给了全面的贬低和否定,而且对传统的思想文化也给了全面的否定,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成是妖魔鬼怪,把中华民族说成是“不长进的民族”,所以他的传统文化观与他的“全盘西化”说是完全一致的。诚然。

论宋代税收中的违法处罚

两宋时期,我国不仅各级财税管理机构的设置日趋相对合理,会计监察与审计制度日益完备,而且对赋税管理官吏及纳税人的违法、违章行为,有较严密的防范措施与处罚规则及其司法实践,在《宋刑统》等有关赋税管理的法律中,有许多关于征课税收及其违法违章的处罚规定,从法律条文本身来看,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中,界定赋税课管中的合法与非法行为;其二,对于非法行为的处罚细则。从法律涉及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既有关于田赋课税的违法罚则,又有关于多种专卖产品课税的违法处罚条令,同时还有关于商业课税的违法处罚律敕等。这些关于征课税收中的违法违章处罚法律或敇令格式及其司法管理实践,不仅反映出我国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宋代在赋税课管的违法违章处罚方面的基本特点,而且为宋以后的赋税征课与管理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宋儒与宋代统治思想的形成

赵宋政权实行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与之相适应的统治思想,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其实质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但由于赵宋政权坚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吸收法家思想中某些因素,辅以佛道,凡能为其所用的思想意识,兼容并蓄,讲究实用,其统治思想又表现出较为开明的特性。一、宋统治思想的奠基赵宋开国之君赵匡胤,为宋统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孙光宪有言:“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也。”将推行仁义的赵匡胤誉为汤武之君,言其“顺乎天而应于人”。赵匡胤即位之初,施政纲领中即贯穿儒家思想,崇尚忠义,维护仁孝。他见武成王庙两廊所绘名将中有白起,就说:“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食于此?”

汉唐间史籍中的志怪

汉唐间史籍中的志怪丁毅华志怪，就是对怪异之人、物、事、象的记述，简言之，就是录怪述异。所谓“怪”、“异”，包括神、仙、鬼、怪、妖、精、灵、幻，如此等等。志怪就其素材而言，早已为人们所注意，原来是口碑言传，后来才形诸文字。在上古的原始神话中，就有许多表...

重新认识朱熹的经济思想

朱熹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经济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一样,常为人们过多否定而缺乏具体分析。胡寄窗先生就认为朱熹由于强调了唯心的“天理人欲”之说,对现实的重大经济问题提不出自己的看法,只能对一些不利于地主统治阶级的具体经济问题提出若干应急的办法,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经济思想。还有的人认为朱熹的经济思想无非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要农民服从统治阶级,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是十足的封建卫道士。对于以上论断,笔者不敢苟同。研究朱熹的经济思想必须突破以上的传统观点。

论元代赋税课管中的违法处罚

元朝，在赋税保管中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既吸收了唐、宋、金等前代政权的统治经验，当时不仅各级财税管理机构的设置有所创新和发展，会计监察与审计制度日趋完备，而且对赋税管理官吏及纳税人的违章违法行为，有较严密的防范措施与处罚规则及其司法实践。其赋税课管的具体内容包括田赋、专卖品、市舶、商业税收等多个方面。有关这类课管法制及其司法管理实践，不仅反映出多民族统一王朝元代在经济方面的不断发展及其相应的经济管理水平；而且体现出元政府在赋税课管的违法处罚方面的五个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