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演变动因及发展趋势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是解决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问题、提升其发展能力的国家政策,体现了政府的基本责任,反映了社会公平的需要。它是国家在应对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前期准备阶段、改革开放后至2002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初步成型阶段以及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以后的逐步完善阶段。其发展演变是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及时应对,是对民众需求的真实回应,也是本土文化和现代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未来弱势群体社会政策要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与国外的先进经验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定层面要突出针对性和动态性,在执行层面要注重公平性和包容性,在评估层面要力争做到真实和有效,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体系。

从助人者到边缘人: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困境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者高政治地位、低经济地位的明显错位所形成的等级地位落差,使社会工作者陷入边缘情境中不能自拔。这种结构性边缘情境,不仅使我国社会工作者从"助人自助者"逐渐沦为"边缘人",而且也催生了社会工作者边缘人格的形成和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破解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使社会工作者摆脱边缘情境,即缩小高低错位的等级地位落差,修复等级地位落差造成的断裂鸿沟。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

作为参与式治理的重要探索,当前产业扶贫在践行参与式理念的过程中,出现了目标偏离和实践变形。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异化为政府主导下的被动参与,包括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贫困农户在内的多元主体难以与地方政府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主体间地位不平等及互动不足是当前遇到的主要瓶颈。产业扶贫需要提高主体参与能力、激发主体参与动力、突破主体参与障碍,构建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个体性及其再造:当前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关键议题

我国经历了由"乡土社会"向"总体性社会"、再向"个体化社会"的变迁。在此过程中,慈善与个体性的关联有着阶段性的表现形态。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助推了公益事业由"政府慈善"向"全民慈善"的演变,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体性的畸变成为本土慈善转型的基本困境。这种畸变的个体性不仅无序放大了个人利用慈善来牟取私利的动机,并且阻碍了主体以参与慈善的方式对公民身份与公共利益的追求。因此,再造个体性成为确保慈善事业平稳转型的关键所在。现阶段,必须促使公民将私域中的情感和利益与"公共的善"相结合,抑制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自利行为,从而通过对个人慈善理念和参与能力的双向建设来促成慈善事业的持久繁荣。

农村社区的“二次空心化”问题探析——以武汉市D村的新村建设为例

"二次空心化"是伴随着新农村社区建设而产生的新现象。与传统的村落空心化相比,"二次空心化"在动力机制、生计结构、社区性质和可逆程度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产业支撑匮乏、对"增减挂钩"政策的片面使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措施不完善以及实际操作对原有住房分配规则的"变通",都导致了"二次空心化"程度的加深。同时,"二次空心化"也引起了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贫困、农村阶层分化的加剧、社区共意的溃散以及留守问题的复杂化。因此,积极探索"二次空心化"风险的化解机制,是当前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关键步骤,包括树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探索"因地制宜"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健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支持和考评体系、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