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治学，探寻真知--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生彭南生教授访谈

上官定一（以下简称上官）：彭教授，您能否结合个人求学经历谈谈您是如何走向现在的学术道路以及学术道路上的体会？彭南生（以下简称彭）：1985年我于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教学过程中曾有过经济史方面的学习，两年后我师从刘望龄、董方奎老师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又去中南财经大学进修学习，在赵德馨先生的影响下开始认识到历史学的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的不同，并且认识到了两种研究的优缺，在中南财大的学习使我开始吸取经济学的养分，对我日后的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1995年我师从章开沅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在章先生指导下开始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研究。在1998年至2000年我进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在蔡少卿先生指导下开始了博士后阶段的研究。

20年来内地学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研究热点透视——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为中心

20年来内地学界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中有所体现。通过对400余篇文章样本的分析,可知该领域在形象学、学术教育、出版事业、西医东渐、西学思想、社会生活等方面受关注度较高,呈现出传统议题细化、史料运用深化、热门话题迭出、研究方法多元、问题意识提升等特点。然而,该领域也存在学科边界不清晰、时间断限不统一、理论体系不完备、基础史实不充分等问题,有必要在系统梳理历年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相关研究路径和方法,重构中外文化交流史史实和理论。

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

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 ?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 ,乃是对 2 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 ;前瞻 ,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 ;交叉 ,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 ,责无旁贷 ,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 ,本刊特组织“2 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 ,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 ,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 ,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 ,见仁见智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 ,或具体入微 ,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 ,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 !当然 ,一期笔谈难竟其功。我们也深知 ,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 ,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 ,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 !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 ,只追求过程的深邃。

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

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 ?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 ,乃是对 2 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 ;前瞻 ,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 ;交叉 ,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 ,责无旁贷 ,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 ,本刊特组织“2 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 ,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 ,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 ,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 ,见仁见智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 ,或具体入微 ,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 ,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 !当然 ,一期笔谈难竟其功。我们也深知 ,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 ,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 ,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 !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 ,只追求过程的深邃。

章开沅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理论贡献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最早是由法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进行批评时提出来的。在上世纪90年代,"碎片化问题"在我国产生了回响;近年来,关于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当代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对此没有置身事外,积极参与讨论,作出了积极地理论贡献。第一,在对历史研究的深切理解基础上,旗帜鲜明,坚持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第二,以一种对于史学研究的职业热爱,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批判错误,在是非判断上有一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的担当,指出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第三,以辩证法的精妙艺术将对立的两个极端调和在史学研究的有机体内,避免极端,力戒偏执,具有史学方法论意义;第四,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问题的讨论,站在史学理论的高度予以理论观照,提出运用历史过程论、历史整体论检讨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使研究偏差在理论层面上得到解决。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1 996年至 2 0 0 0年的“九五”期间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许多领域中继续获得发展 ,取得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成果 ,但与“七五”和“八五”期间相比较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突破性新进展则显得步伐较为缓慢 ,特别是在宏观审视以及新领域和新课题的拓展方面 ,发展的势头有所减缓。因此 ,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史学界做出相当艰辛的努力。

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中国古代史研究历来注重职官制度，老一辈学者将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目录学和年代学视为治史之钥匙，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制度变迁也未尝不重要。我们常说近代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称过渡转型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

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学界关于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研究,无论是宏观的群体描述,还是微观的人物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就总体而言,其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题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几个问题——侧重于律师、医师、会计师的论述

所谓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并非现在泛指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而是有着特定的时间和范围限制;它不是当今研究者想当然式的自我概括而成,而是在民国时期即已有之,因而完全是一个"原生态"的历史概念。研究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群体,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不乏现实借鉴意义。要在现有基础上推动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向纵深发展,除了在挖掘相关原始资料上苦下功夫,需要对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兴起原因及其初步发展,对其职业观念、职制建构、职业活动、社会活动、政治参与、生活样态、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发掘,并进一步讨论作为整体性的自由职业者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化、国家—社会关系演进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

受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近1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之中,不仅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而且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同时也开辟了某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应用还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完善,从“社会与国家”的新角度开展对中国近代史更多相关专题的实证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50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

建国以来的50余年,中国经济史学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还很多,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今后的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必须秉持客观与理性的精神,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加强量化分析,使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乡村史的研究更加趋于精细和完整。

挑战、适应与融合: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章开沅先生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挑战、适应与融合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涉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不仅个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从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与推动作用。章氏将中国基督宗教史置于跨文化对话的宏阔视域,以现代化理念解读宗教传播的神学内核与价值取向,理性还原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根植的艰难进程。

近代中国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创立与人文理想考识——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为中心(1922-1924)

上世纪20年代初,梅光迪、吴宓等留美学人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建了第一个西洋文学系,以传授纯正西洋古典文学为职志,并倡导新人文主义理想,不仅深受学生欢迎,符合当时学术界对外国文学的知识需求,而且在客观上也终结了由京师大学堂开启的重语言而轻文学的近代中国大学的外语教育模式。不幸的是,由于主政者在人事方面缺乏必要的克制与沟通,在学科方面又刻意拔高一方而压制另一方,物极必反,从而激化了东大内部的派系斗争,使西洋文学系的创办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悲剧式"的变革。其中英语系以张谔为首的语言派势力虽然充当了反对者的角色,但对于建立科学规范的外语科系设置无疑又起到了一种相反相成的作用。

抗战期间华中大学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

抗战期间,华中大学辗转桂林,西迁至云南大理喜洲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和开展科学研究。迁校入滇后,在哈佛燕京学社及当地社会的支持下,华中大学教师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和社会等实际情况,运用国际通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语言和文化研究,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相关学者所做的研究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西南边疆问题研究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和企业家，其经济思想颇为丰富，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一，政治功利。郑观应身为近代企业家，他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而是将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以与泰西各国争强竞胜置诸首位。第二，借鉴创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始终结合中国实情，择取各国优势，有针对性的引进创新，甲午战后则更注意对日本经验的吸纳；同时他又以弱小国家的反面教训为中国的镜戒。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内债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近代内债史研究是近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究视野也有较大拓展,并嵌入了新的理论与方法,尤其在公债思想、内债整理与偿还、内债承募机构、地方公债和内债与金融业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和问题,如论题稍显狭窄、量化研究仍然匮乏、分析框架较为单一,而且围绕一些重要问题未形成讨论与对话。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放宽视野、改进方法、拓展研究主题和系统发掘资料,以推进中国近代内债史的研究逐步走向繁荣。

章开沅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推进

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对象之一,对它的调查研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资产阶级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解释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有关成说,此后则进入新的研究时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章开沅起到了明显的创导作用,相继提出和实践了三个新的研究理念:一是开展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的研究,包括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状况的实证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二是开辟商人群体的研究,包括商会、行会、商帮、绅商等不同类别商人团体的研究;三是倡导群体互动的研究,包括不同商人群体之间、商人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互联互动关系的研究。章开沅的所倡所行,充分显示了他与时俱进、领先一步的学术创新风范,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推进和引领作用。

以质取胜——华中大学办学特色研究

华中大学创办于1924年,但成立不过三年,便因局势影响被迫关闭。当1929年华中大学重新开办时,面临着与国立大学和其他教会大学竞争的局面。在此环境下,华中大学的领导者们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如限制招生名额,确保学生教学质量;保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及教职员与学生间较高的比率等。从而使得这所起步较晚的大学,逐渐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教会大学,同时在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的竞争中也保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