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纪念列宁活动及其功能表达

纪念活动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和象征,有着独特功能表达。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和艺术纪念等形式,使早期纪念列宁活动的功能得以充分释放和表达,具体表现为:传播列宁主义及其理论体系,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进行理论诠释的重要载体;引起社会情感共鸣,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政治宣传和动员的重要途径;推动各方关系协调,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整合各派力量的重要平台。

从十二大到二十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人大的制度论述研究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如何具体地、现实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根本上说是要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尤其是根本政治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教育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爱国主义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爱国主义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动力来源上趋于内源化,在实践载体上趋于多元化,在行为表现上趋于理性化,在共同体关系上趋于一致化。站在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上,应自觉思考爱国主义与时俱进的新特征,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思路,不断将新时代爱国主义推向新境界。

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命题

“中国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两个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道路的有机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开创的。“中国道路”建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前两个时期,开创、成型、发展于后两个时期;“中国道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历史性飞跃,拓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中国道路”植根于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扩展于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中国道路”的确立,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人类思想价值,有利于回击关于中国的西方偏见,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自信和理论自信;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启发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有利于驳斥“历史终结论”,拓展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前途和路径。

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成因与治策

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与我们党的作风水火不容,对于党的事业的消极作用不容小觑。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通常表现为“蜻蜓点水”式调研、“钦差”式调研、“被调研”“嫌贫爱富”式调研,等等。究其成因,主观因素包括部分党员干部自身的思想觉悟不高、工作方法不科学,客观因素主要是体制不健全、纪律有缺失等。对其辨证施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理顺调研制度、明确纪律要求等多个方面着力,方能有效杜绝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

《共产主义的ABC》的三个早期中译本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宣传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载体。这些著作大致包括三大类: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与革命》等;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诠释本,如《帝国主义浅释》《马克思主义浅说》《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的ABC》等;一类是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文本,如《社会主义与中国》《劳农政府与中国》《社会主义讨论集》等。

“两个伟大革命论”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使命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在社会革命没有彻底完成之前,中国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党,都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是实现伟大社会革命的合规律性和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党,也是牢记革命精神不断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的党。“两个伟大革命论”不仅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葆革命本色,而且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现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