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将宣传工作延伸到农村基层社会和农民的心理深层,对分散的乡土社会进行动员和整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造。通过"宣传下乡",改变农村的乡土地方意识和家族意识,强化农民的阶级、政党和国家意识,将亿万个体分散的农民整合到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整体体系中。在"宣传下乡"的过程中,形成了由宣传组织、宣传形式和宣传活动构成的机制,将党和国家意志输入到乡土社会,成功地实现了党和国家上层与乡土社会基层在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联通,使得在生产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条件下农民意识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村民自治:中国宪政制度的创新

村民自治制度是对中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创新。它是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紧迫性公共问题而对治理体系的变革;变革的特点是向基层社会和公民让渡和下放部分治理权。结果是公民不仅通过自己的代表间接行使对国家的管理,而且可以通过自治组织直接行使对本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的宪政体制因此具有上层间接民主和基层直接民主双层复合、国家代议民主和社会直接参与双重复合的特点。村民自治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建设,在中国宪政制度的程序性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要求加快国家层面的代表制民主建设。

农村基层治理再次走到变革关口

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

为何再次吹响农村改革“集结号”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吹响了农村改革发展的“集结号”，进一步明确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措施，将全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向更高目标前进。

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的“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

20世纪50年代,国家得以将一个有着亿万分散农户的乡土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在相当程度依靠对农产品资源的支配。通过"统购统销"政策,赋予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以国家特性,推动着经济社会权力向国家高度集中,强化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农民作为生产者不再是农产品的主权者。但是,农民以"瞒产私分"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这种"无权者的抵制"促使国家政策的改变。由本文也可进一步把握中国农村改革的起源与动力机制。

“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农村社会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随着社会发展,地方性"土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给政策整合带来复杂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政策取向将表现为多样化的态势。除了统一的中央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如何跟上形势--发展是硬道理 稳定是硬任务 服务是硬要求

《710位乡镇“一把手”的心声》，透露了乡镇书记们的近忧远虑，也将税费改革以来乡镇政府工作的变化呈现在我们面前。

村民自治：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村民自治的成功实践,被人视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与此同时,它也因为其"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而招致理论界的质疑。不进一步解决理论问题。

村官难当难在哪儿？

咱们这个村官茶楼，每期一个话题，围绕村官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邀请村官、嘉宾前来备抒己见，交流思想，推动工作。 众所周知，村官不是官，可肩上担子却不轻。虽不是日理万机，但要办的事却千头万绪。不少村干部都感叹工作难做。之所以有这种感叹，是因为都想把工作做好，都有着一份“不辜负父老乡亲对咱的信任”的良好愿望。本期话题就讨论“村官难当，难在哪儿”。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村官，以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徐勇教授，大家一起谈一谈村官难当，难在什么地方？各位谁先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

治理是当今政治学新拓展的论域，但学界对这一语汇缺乏深入的，特别是以中国为主位的理论分析。本文分别从西方社会和中国不同的历史进程和语境考察了治理的涵义和治理的转型，分析了由于治理转型带来的权力分化和整合，主张以竞争－合作主义的理念分析和处理权力分化和整合问题，重新塑造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民间组织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提供理论解释模型和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