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接收改造中的“国界”与“省界”--基于《罗宗洛日记》(1945-1946)的观察

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台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以罗宗洛为代表的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人士,除了处理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已然改变的主从关系,还需要面对新出现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有"国界"、无"省界",到"省界"显、"国界"隐的潜变。大学接收中突出体现的是不分省籍的告别殖民地地位的急切期盼,接收后的大学改组则越来越彰显外省人士与本省人士具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接收初期合作无间的省籍关系出现裂隙,甚至影响到本已达成的国族认同。

百年台湾的“新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无论人们对它的态度如何,都无法否认其时代界标的地位。"五四"不断被后人提起、纪念和研究,是理之当然的。"五四运动"的概念,从当时到当下,一直在扩张当中,呈现出多个界面。第一个界面为本来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保卫青岛的爱国守土大游行,和随后开展的全民启蒙、全民动员的大运动。新文化启蒙成为这场大运动的副产品,也成为后来知识分子记忆"五四"的重点。第二个界面为历史认识中的"五四"。历史认识既求实寻真,也表达现实中爱恨情仇。不同的人群基于其特有立场,对于五四运动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五四"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如青年爱国的"五四"、个性解放的"五四"、理性主义的"五四"、浪漫主义的"五四"等;即使以求实寻真为宗旨的历史认识,也因历史文献发掘的局限或观察的局限,展现的面貌不尽相同。第三个界面是被开拓发用的"五四",也就是在五四运动旗帜下揭橥其若干精神元素而开展的各种"新五四运动",属于五四运动历史影响的特殊形态。有学者(如欧阳军喜)发现,在抗战和内战间隙的1946—1947年曾出现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在华人士三个版本的"新五四运动",事实上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启蒙思潮也是比较典型的"新五四运动"。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在与中国大陆长期分隔的台湾地区,"新五四运动"也代有迭起,呈现出一波又一波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