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

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律师公会李景光退会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律师李景光先是被天津律师公会以“危害风纪”给予退会处分,后被律师惩戒委员会以“违背职务”给予停职两年处罚;先获得河北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准许在平津复职、入会,旋又遭天津律师公会、河北高检的拒绝入会。在该退会案中,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冲突,导致法律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参与各方的互相纠结,长达六年之久。当事人不停地抗辩,律师公会、法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并不存在徇私枉法。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法律冲突,经过法律机关的修正,相关各方权力得以明确界定。最终,国家法律机关做出让步,天津律师公会得以实现对李景光的退会处分权。

想像新国民：民初知识精英的元旦书写

民初(1912-1927),在兼具新年和开国纪念日双重意义的元旦,知识精英的书写充满了对新国民的丰富想像,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新国民的国家认同、品格和责任,其所强调的是,国民只有具备诸如团结、独立、奋斗、良好习惯等品格和为国家的生存发展贡献力量的责任,才是合格的新国民。这一想像以国家认同为前提,同时又加深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权宜从变:浙江省合作金库研究

合作金库是合作事业的命脉。抗战爆发后,为迅速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适应战时物产调整和振兴农村经济的需要,浙江省合作金库筹备处于1938年在浙江省政府主导下成立,并于1940年正式成立浙江省合作金库。浙江省合作金库组建于战时,战争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及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其运行的格局。面对诸多困难,浙江省合作金库并未拘泥成规,在组织机构、人事制度、县库管理等问题上权宜从变,积极应对,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在不断强化的客观困难面前,其主观的努力终付流水。

计划政治的体现与实施——1930年代广西县政的制定、实施和考核

1930年代广西省府对全省政务实行全面统筹规划和监督,下级政府的施政被严格限定在省府规定的范围之内,省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绩以量化的方式进行考核。这些施政特征表明30年代的广西实行的是典型的"计划政治",县级和乡镇村街政府仅是政务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并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目前学界关于这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尚乏对县政考核和基层干部管理这一问题的深入全面探讨。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国家权力与基层控制--以1940年代国民政府实施的国民身份证制度为观察点

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意图倚重身份证的推行,从而达到既能构建现代国家,又能维持地方治安的双重目的。通过国民身份证的实施,国家权力已经扩张到保甲一级,且直接与个人相挂钩。可以说,与过去历届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大幅渗透又更进了一步。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身份证在推行中,其效用不断的遭到减损,而中共的各种应对举措则加速了这一过程。

近代美国传教士杜里时的反鸦片呼声

近代鸦片和基督教均由西方人带入中国，并且引发中外之间的持续冲突和各种社会问题。时人视之为亡国灭种的两大祸根，“最为中国隐患者，日传教，日洋药”①。学界认为早期传教士与鸦片商人有密切联系，传教士支持鸦片贸易②。近年来的研究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关系提出了新观点，认为传教士中曾有人呼吁禁绝鸦片和停止鸦片贸易⑨。在现有的研究中，对来华传教士中最早提出反鸦片主张的美国传教士杜里时（Ira Tracy）及其撰写的《鸦片速改文》一书及版本情况尚有不清晰的地方，本文基于原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对此做一梳理④。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国货抗争——以中华国产联合商场为中心

1930年创办于上海市南京路的中华国产联合商场,是近代首家设于公共租界的国货商店。凭借着对"产、销、金融相结合"组织模式的大胆尝试,及作为指导纲领的《建设国货营业计划》的提出,中华国产联合商场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赞助,被誉为"沪上国货供销之枢纽"。然好景不长,中华国产联合商场集娱乐与营销于一体的经营模式很快与租界安全监管制度发生严重冲突,随之为工部局非法查封。基于中华国产联合商场的民族主义特质,及工部局的违约行径,该案集国货运动之经济意义与废约运动之政治意义于一身,成为一场舆论沸腾的中外纠纷,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收回法权的努力已取得成效的背后,中国对外司法实践与维权依旧复杂而艰难的困局。

抗战时期民族扫墓节与民族精神的建构

国难当头,为应对民族危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制定民族扫墓节,作为传统清明节的变体,既继承清明节某些传统,也融合中国古代传统其他元素。民族扫墓节的国家典礼包括祭祀黄陵、周陵、茂陵、昭陵等先圣先贤陵墓,此后还加入明太祖孝陵。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扫墓仪式的举行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即凝聚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力,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提供精神动力,但实际效果有限。

抗战前江南机械制造业对农村经济的辐射--以农田灌溉为例

民国前期江南地区的新式灌溉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往的研究成果重心多在农田灌溉形式的转型,本文则从生产资料供给部门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机械工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工促农"。民国前期江南农村对新式灌溉的需求带动了城市机械工业的发展,城市机械工业企业家则以其熊彼特式创新精神开发了适用于中国农村的技术,保障了灌溉机械的供给,新旧部门间形成良性互动。然而,由于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及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迟滞,机械工业无法对农村经济社会施加更加正面的影响,产业间的联系仍相当脆弱。

“盖棺论定,尚有待于千载下焉”——孙中山逝世后的舆论反应

孙中山逝世所引起的舆论界关注为近代中国罕见。舆论反应重点有二:一是对孙中山其人其事进行评价,褒之者为舆论主流,肯定孙中山之功绩,对其为人处事、革命精神、道德品质等大加赞赏,誉之为一伟大杰出人物,贬之者作为"另类的声音",从与孙中山不同政治立场出发,述说孙中山自身弊病,揭露其错误,描绘其失败者形象,甚至有目孙中山为"罪人"者;二是报道孙中山逝世对未来政局发展的影响,于国民党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于北京政府亦复如此,不过消极影响为舆论着力关注。所以欲达盖棺论定,只能强人所难,国民党经过一番努力与型塑,建构孙中山崇拜直到尊其为"国父",可算"盖棺论定",但亦不长久。

国民政府逆产处理的法制化进程

以国民政府进入武汉为起点,伴随社会发展与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中国传统社会法制思想与国外引入之法律制度相互杂糅,共同推进着中国法制化进程。上升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出于经济政治双重考量,开始把逆产处理纳入执政视野,迅速开展颇具规模的逆产清理活动。处理逆产由最初无章可循到制定《处分逆产条例》和《处理逆产条例》,并以此为基础颁行《修正处理逆产条例》,把逆产清理提升至制度层面,逆产管理过程由主观化、应时性转向法制化,这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逆产处理方式,反映了国民政府对逆产处理的深度关切,且展现出政治制度的时代变迁。

浅析晚清香港轮船航运业肇兴缘由

转口港时期香港轮船航运业的肇兴,是由当时香港社会经济、造船技术、早期航运发展的积累等一系列因素决定的。由于传统木帆船的衰落,新式航运业的兴起,加之造船技术的进步,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通航,大大缩短了欧亚之间的航程。同时期以香港为中转站的非正当贸易与劳工大量输出,间接地促进了香港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而香港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也加速了香港转口港地位的确立。

国民政府1930年代前期与西方的经济技术合作

1930年代前期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主动谋求与英美亲近,意在分化德、意与日本的关系并消弥国内人民革命,与西方进行了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一些外援。初期重在谋求经贸合作、直接借款兼及一些建设上的技术合作,扩展到军事领域是后一阶段合作的内容。国民政府与西方合作固然出于对内统治的需要,但也有其国防战略方面的考虑。

欧战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日人贩运制钱的态度

1914年欧战爆发,铜作为战时紧要物资,行情一路看涨,大量日人因而潜赴中国,收买制钱,熔钱为铜,＂以贩卖于他国,借以牟利＂（许家庆：《中国制钱之出口》,《东方杂志》第13卷第9号,1916年9月）。奉天、山东是较早出现贩运制钱的省份,两省日益增多的贩运事件不仅促使北洋政府有关限制条文的出台,而且相关各案的处理情形为日后其他省份所援引。由于日人势力在各省影响程度不一,北洋政府采取务实态度,在维护圜法与确保稳定之间徘徊、游走。

民国北京政府与孙中山葬礼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铁狮子胡同5号病逝。时值国家分裂、政局混乱，北京政权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下简称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掌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此前学界多关注国民党与孙中山葬礼间的关系，对北京政府参与孙中山葬礼及在葬礼中扮演的角色缺乏研究。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理想与实际：抗战时期国民党基层干部的素质培育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地方政权建设,通令地方当局举办干部训练,力图培育政治过硬、道德高尚、身心健康的基层干部队伍。然而,由于训练中标尺过高、形式主义、干部素质的积重难返,以及现实中的政风不良,官民的隔阂、制度缺陷,使其训练成效大为减低。由此亦表明国民党基层政权建设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