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捐与争权：市民权运动与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起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上海各马路商界因公共租界工部局增收捐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权运动,目的旨在争取华人参与工部局董事会。在这场运动中,华商以抗捐为手段,以马路为组织范围,广泛发动华商店铺与工部局展开了博弈。截至1920年春季,作为市民权象征的华人董事并未产生。但是,作为市民权运动的副产品,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在抗捐风潮中相继产生,推动着市民权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马路商联会的广泛出现,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上海中小商人争国权、商权与维护人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权重还是利重：1922年上海银楼业罢工风潮的取向

1922年上海银楼业工人罢工风潮中,劳资双方在阶级意识与传统观念、权力与利益的多重交织下反复博弈,在权与利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无论是劳方的诉求,还是资方的应对,都将权力放在首位,重权甚于重利。工方争取资方对工人俱乐部的承认,不仅反映了工人对自身弱势地位的高度认同,也表明了阶级意识的深化与阶级觉悟的提高,资方则宁可以有限的短期利益换取对工人权力诉求的扼制,以维护其在劳资纠纷中的话语霸权,继续占据强势地位。工方在银楼风潮中清晰地表达了阶级斗争取向,但阶级意识最后仍不得不让位于传统观念,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工人运动的艰巨性。

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

国民党在北伐前后开展的商民运动率先发端于广东。1924年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在广州正式设立,积极指导商民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动员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筹办商民运动讲习所,对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商民部成立后,也大力开展商民运动。其具体措施包括拟定广东省商民运动计划,指导各县市镇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编辑出版《新商民》杂志和商民运动丛书,对商民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同时也动员商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并从事各项调查活动,使当时广东地区的商民运动十分活跃,商民的政治热情也得到明显提高。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