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村”时空分布变迁研究

"癌症村"是癌症发病率或死亡率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村落,是癌症高发现象在村级空间尺度上的反映。"癌症村"的出现是人地关系演变的结果,其时空分布及变迁是一个健康地理学问题。本文从健康地理学角度出发,在判定"癌症村"概念和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1980-2011中国癌症村数据库",运用ArcGIS时空分析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80-2011)"癌症村"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从1954年开始出现"癌症村",到2011年底,全国累计发现351个"癌症村";1988年前"癌症村"增长缓慢,1988年之后呈加速增长趋势,2000-2009年10年间我国累计新增"癌症村"186个,占全部"癌症村"的53%,是我国的"癌症村群发年代";我国"癌症村"为集聚型分布,但区域差异明显,总体上是东部多于中部,中部多于西部;根据"癌症村"密度,全国可分为"癌症村稠密区"、"癌症村较密区"、"癌症村稀疏区"、"癌症村空白区"四个层次;最近30年来,我国"癌症村"重心位置一直在鄂、豫两省交界地区移动,总体上具有自西向东移动的趋势,而每5年间新增"癌症村"的重心也始终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移动,总体上存在自东北向西南移动的趋势;我国"癌症村"分布与河流关系十分密切,近60%的"癌症村"分布在距离河流3 km的范围内,81%的"癌症村"分布在距离河流5 km的范围内;我国"癌症村"的产生,95.16%为化学致癌因子所致,1.99%为病毒致癌因子所致,1.14%为物理致癌因子所致;环境污染,尤其是水体污染,是导致"癌症村"的罪魁祸首。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重心变迁的量化分析——基于人口和城市数据的代用分析

基于历史文献及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和城市数据,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和现代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过去2 000 a来(公元2—2015年)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轨迹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重心总体上是趋向东南迁移,唐代以前主要向西南移动,北宋以后主要向东南移动,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异先以由南北差异为主,后以东西差异为主;"沈(阳)-兰(州)-西(双版纳)弧线"东南侧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2)中国经济重心变迁与其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的变迁关系十分密切,3类重心分布区域正是古称"中原"的地区,且3类重心始终位于几何中心的东部,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差异由来久远,且相对稳定。3)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受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变化的双重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单位人口的经济当量趋于降低,单位城市的经济当量趋于上升,城市经济格局对总体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显著。

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材知识体系的重构

从“地理”是描写世界或大地法则、大地规律的本义出发,该文论证“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创造的、建立在自然世界基础之上的人文世界”,指出人文地理学教材的知识体系应该围绕回答人文世界是什么、在哪里、在何时、为什么、怎么样等“5W”的哲学之问来组织;每个哲学问题的回答都有一个基础理论支撑,人地系统耦合理论、地理空间组织理论、人地协同进化理论、人地相互作用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分别回答这些哲学之问的基础理论;人文地理各分支学科存在的理论依据各不相同,对应于“5W”,它们可分为基于要素的、空间的、时间的、机制的、优化的5大类.

湖北武陵山区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研究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游交通3方面对湖北武陵山区旅游系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旅游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明显,重要旅游资源和A级景区主要沿交通干道和城市周边分布,呈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国内客源市场相对集中,空间近邻性显著;入境客源市场较为分散,美国游客居多;恩施为游客一级集散中心,巴东、利川、长阳为二级集散中心。A级景区整体可达性一般,平均可达时间为42.82min,北部县市可达性总体优于南部县市。湖北武陵山区要通过打造核心品牌,建设旅游市场,增强集散中心作用,构建"恩施—宜昌—张家界"无障碍旅游网络等措施来优化旅游系统空间结构。

基于不同尺度的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分析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可为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分区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湘鄂赣地区550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从市域、县域两个尺度探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具有分布广泛、局部集中的特征,分布形态呈集聚型,且县域尺度的集聚特征比市域尺度更明显;江汉-洞庭湖平原为低低集聚区域,传统村落分布稀疏。在两个尺度上,传统村落数量均与平均海拔、年均降雨量呈正相关,与河流密度、年均气温、公路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平均海拔、公路密度在市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年均气温、年均降雨量、人均GDP在县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自然地理因素是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形成的环境基础,并通过影响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

地理学参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点领域与行动建议

健康与环境关系是最基本的人地关系,“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地理学参与。地理学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基于发展战略、过程评价和政策导向的路径指引,基于人地关系和谐和空间系统优化的理论指导,基于健康生活引导、健康服务优化、健康环境营造、健康保障决策、健康产业布局的实践指南。地理学参与健康中国建设,可在居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时空行为、区域人群心理健康,重点人群健康服务、重大疾病监测防控、重点区域健康促进,健康大数据与信息系统、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健康服务可达性与公平性,气候变化的健康应对、健康生态环境建设、环境健康风险治理、健康城市(环境)建设、健康乡村(环境)建设、健康文化景观建设,道地药材开发与中医药产业布局、康养旅游与健身休闲产业布局、养老服务与妇婴产业布局等18个领域发挥独特优势。地理学参与健康中国建设还存在地理科学的健康基础薄弱、地理学者的参与意识不强、地理组织的政策支持不够等问题,需要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健康地理学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强化地理应用技术与地理科学思维深度融合的健康促进研究,强化地理组织对地理学者参与健康中国建设的系统引领与政策支持。

1990—201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的相关关系及其变化特征

预期寿命是反映人口寿命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中国1990—2010年市域、县域两个尺度的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对预期寿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累积影响强于即时影响;人均GDP超过3000~5000元后,其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开始出现边际递减效应;人均GDP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强度在空间分布上自东向西增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均GDP对预期寿命的贡献率要小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因此,今后东部地区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等途径进一步提高预期寿命,西部地区则应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努力提高生活水平,以尽快缩小与东部地区预期寿命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