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市井与现代——武汉在电影中的三种城市形象

一、引言电影自诞生以来,便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城市是电影生存的土壤,也是电影表现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电影也形塑着城市的文化地理空间,同时还建构和传播着城市形象。电影对城市形象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城市空间的再现,二是对城市人物的刻画。其中,“对于城市空间的建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构造,也是一种文化构造”。它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时间/历史性维度,即表现城市空间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变迁;二是空间/现实性维度,即呈现城市空间的多元和异质性。[1]

多重跨媒介文化实践:文学、影视与戏剧

当前以文学、影视、戏剧乃至游戏等多种形态叙述和传播某个对象的跨媒介文化现象日益增多,通过梳理这种文化实践,力图廓清相关现象表征,提出在不同媒介艺术的属性制约下扬长避短、提供新的叙事体验是处理跨媒介互文叙事的关键,构成动态的叙事体系。受众在跨媒介文化传播中日益积极主动,以多种方式形成了参与文化,不同层级的文本造成了文本意义的交互性和流动性,在融合中形成了丰富的审美感受。

跨国族群电影:越界的主体与新族群性的银幕书写——基于中国朝鲜族导演张律的研究

徘徊于不同国家、民族、语言与文化之间,中国朝鲜族导演张律的电影呈现了祖国与原乡、个体与族群、离散性与在地性之间相互碰撞、对话和交融的景观,生成了一种新族群性的银幕建构。本文基于张律电影的案例分析,提出"跨国族群电影"的概念。这一概念试图整合以跨国族群为创作主体、话语主体与表现对象的影片,探寻中国文化银幕表征的边界空间及其内部的混杂性,推动中国电影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汉口租界电影市场探微(1897—1938)——基于中国区域电影学视角的考察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租界及所在城市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肇兴之地和主要市场。汉口作为一个曾有五处租界和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在1897—1938年间也曾是华中地区电影市场的引领者。系统梳理汉口租界电影市场的发展历程,深入探究其影院建设及经营状况,不仅可以为"中国区域电影学"研究提供新的个案与思路,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理清租界电影对我国早期电影兴起的作用与影响,能够从更加开阔的视野去体认中国电影本土化的发展路径。

区域电影史:学理溯源、概念辨析与路径探寻

区域电影史是在借鉴历史学、区域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研究电影史的新路径。它既是区域史理论与方法在电影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也是电影史研究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与深化。与传统的电影方志和地方电影史相比,区域电影史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学术旨归等方面均有明显区别。开展中国区域电影史研究,不仅有助于充分阐释中国电影在不同区域的发展面貌,同时也是书写中国整体电影史的有效途径,进而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真人秀节目叙事与文化产业的跨界整合

本文以《爸爸去哪儿》为例探究当前真人秀节目的叙事特征及文化产业的跨界整合现象。通过给选定的人物设置具体'任务'的方式,围绕'主人公的行动圈'附加'相助者的行动圈'形成其基本叙事框架,彰显节目定位及叙事主旨;采取'现场实录'和'人物追述'相混合的模式架构叙事时空,后期动漫字幕制作则具有四类叙事功能。节目的新媒体营销及跨界整合传播模式的成功为文化全产业链运营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