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各有侧重,并且有其生成逻辑。前者侧重于金融风险、公共卫生和大数据风险治理,其生成逻辑在于紧随国家治理的转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后者则侧重于气候变化、社会脆弱性和公众风险感知,其生成逻辑在于回应社会风险的全球性挑战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诉求。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沿有同有异。其相同点表现为国内外的研究均聚焦新冠肺炎疫情;其相异点表现为国内的研究着力于疫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的冲击以及应急管理体系的重构,而国外的研究则着力于公共卫生危机中公众的风险感知和社交媒体对疫情防控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的建议是密切跟踪国内外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的生动实践,提炼中国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协力防控公共卫生风险的成功经验;秉持防控并举、以防为先理念,探究基层社会风险“全流程”防控策略;加强量化分析,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变革“单打独斗”的研究范式,倡行跨学科跨部门协同攻关。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图景与实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合作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被引入公共管理实践,并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前沿文献可以发现:合作生产是政府和公民围绕公共服务递送而结成的新型关系和进行的混合活动,包括个人、团体以及第三部门等主体,涵盖公共服务的规划、设计、交付与评估等各个环节;合作生产的理论嬗变内含于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演替,其主导理念经历了从控制参与逻辑、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和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合作生产的实践轨迹映射出政府与公民的角色转向路径,形成了一元操纵型、吸纳安抚型、政社互补型和公民主控型等基本模式。未来,应探索和构建本土的合作生产模式,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形成制度化的合作网络,在实践基础上贡献富有中国风格并兼具学科一般性的合作生产理论知识。

刚柔并济: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基于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当前,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致力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有效治理。基于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一般逻辑,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逻辑表现为:树立党组织为治理核心,采用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在上级统领下,连接行政体系和基层群众。刚性治理是政府权威的一般表现形式,主要通过科层式的制度与命令行使权力,注重权力的规范运作;柔性治理也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表征为国家权力在场,但并非权力非正式运作。相比较于科层制下的对上负责,柔性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对群众负责,不仅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与认可,而且能够根据村庄实际采取灵活的治理方式。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能够在保证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平衡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与活力,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基础教育、公共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六个方面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全局熵值法、Moran’s I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其中,基础教育和公共文化发展较好,环境保护发展较差。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由“低水平成片,高水平稀少”逐步演变为“低水平消失,中高水平均分”。从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和城市化水平对邻近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互联网赋能如何影响政府相对贫困治理绩效?--开放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数字乡村战略实施和新冠肺炎疫情抗击,使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相对贫困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互联网如何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化。论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互联网赋能、开放式创新治贫(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及帮扶服务创新)、政府治贫绩效概念模型,并运用281份问卷调查数据验证模型,以探寻互联网赋能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互联网赋能不仅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且以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为中介间接影响政府治贫绩效;互联网赋能对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对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论文从技术主导逻辑视角研究互联网赋能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并提出“三化”治理路径,拓展了制度主导逻辑治贫理论,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进行了有益补充。

筑牢国家治理体系的社区基础:新时代我国社区治理探索的成就与经验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区工作,通过明确社区治理的功能定位、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等探索,实现了社区治理理念全面更新、社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区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保障。我国社区治理探索的成就,源于中央立足新时代发展形势和要求,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以人民至上为价值追求、以多元协同为行动路径、以问题导向为方法指南、以央地联动为创新牵引,持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公益创投”何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公益创投”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创新方式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以H省H社区“公益创投”为例,探讨了“公益创投”对社区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公益创投”通过“外部静态要素输入”和“内部力量整合”实现对社区的“行动赋能”。“外部静态要素输入”即对社区的资源和制度等支持,“内部力量整合”通过组织学习、构建合作网络以及有效激励等机制,将外部输入的静态要素转化为社区内生组织能力。要素输入是“公益创投”实现行动赋能的起点;组织学习能够促进组织快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及缄默知识与组织惯例的产生,进而促进组织能力的进化与发展;合作网络的构建与有效激励机制的实行则通过信息交流、知识共享与反复练习等进一步实现互动赋能。研究推进了对“公益创投”的概念化认知,揭示了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机制的内在逻辑,既丰富了组织能力的相关研究,也拓展了项目制的相关讨论。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落地”?——基于制度企业家视角的比较研究

基层治理中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宏观制度环境相似的治理系统内,同一形式治理创新在不同治理单元中的实施效果却存在较大差异。学界多从“激励结构论”和“个体决定论”视角展开研究。本文从行动者与结构互动视角出发,通过嵌入式案例研究方法,以武汉市“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探究基层治理创新内部个体与组织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对治理创新落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层治理创新能否“落地”与行动者联盟建构的链条完整程度、行动者与行动要素之间贴合的严密程度密切相关。制度企业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制度企业家作为制度创新中的核心行动者,以利益共享、资源动员、情感动员为基础,向上获取上级政府资源支持,向下积极动员居民参与,形成行动者联盟,从而使得组织逐步摆脱分散疏离的原子化成员结构,强化行动者之间的联系与信任,实现场域内行动者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