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实践·田野: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以华中师范大学120年政治学发展为依据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学人的神圣使命。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正是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中,获得学科自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获得学科自立;在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学术发展中,获得学科自强。但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要求看,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要认真回顾120年的历程,总结发展经验,找到发展差距,明确发展方向,争取在新征程中作出新贡献。

田野—历史—国家: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逻辑——以“家户制”概念为例

概念建构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田野政治学是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并以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建构为路径。以“家户制”概念为例,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内含三重逻辑:一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概念建构,注重从丰富的田野事实中提炼概念;二是基于历史根基的概念建构,强调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生成概念;三是基于国家治理的概念建构,侧重于从国家的微观基础视角产生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以立足中国场景为前提,其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也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渐进发展过程。未来,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还需在发展概念家族、强化现实取向、构建理论体系方面继续深化和拓展。

田野政治学的“国家化”概念:建构脉络及其基本策略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关键是概念生产。通过努力实现有效概念供给,进而构建出能够理解、解释中国实际和经验的概念体系。基于学术自觉,田野政治学尝试建构了一些具有标识性的创新概念,其中“国家化”便是原创性概念之一。本文从概念建构入手,梳理了田野政治学的“国家化”概念建构的主要脉络。在学术成果不断积累的过程中,田野政治学的“国家化”概念历经了从自发转换到理论自觉,再到超越时空的理论自为阶段。在此过程中,田野政治学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既坚持本土化立场,又凸显概念包容性、开放性及普遍性的建构进路。作为学术努力,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策略,既强化了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性,又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做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

共同缔造: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实践表达

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性政党,其政治功能包括领导、宣传、组织、动员和凝聚等方面,它们互为联系、有机统一。政党政治功能只有得到实践表达才能真正发挥引领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共同缔造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创新群众工作为基础,以塑造党群共同体为关键,着力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共同缔造的本质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宣传、组织、动员和凝聚基层群众,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实践与共同缔造的行动理念和行动路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共同缔造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实践和表达,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价值。

从源头提高绩效:农村改革项目执行中的预见性回应机制研究

农村改革项目在进村入户实施中总会产生以政策内容解释、政策功用和改革成果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性诉求。文本性诉求的回应性与改革项目绩效紧密关联。基层政府和干部基于文本性诉求的预判,通过治理性的回应行动可以提升农民参与和改革项目绩效。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基于诉求预判的预见性回应。预见性回应是基层政府和干部主动将隐藏的文本性诉求纳入政策执行议程并以有效的治理行动回应这一诉求的行为模式。预见性回应行为取决于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诉求预见能力和回应能力,其提高改革项目绩效的价值在于从改革的源头探寻农民诉求并进行有效回应,在与农民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改革项目。

从乡土中国到乡愁中国: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

当下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对这一过程加以充分认识和理解是推进大国善治的重要前提。从历史上看,“乡土中国”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底色,其以土为生、以文化人、以德为重的基本特征长期规制着中国社会的形态及其演化过程。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现代性要素渗透进乡村社会,日益消解了“乡土中国”的传统底色,并呈现“乡愁中国”的现代面向。“乡愁中国”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一个历史阶段,具有过渡性特征。“乡愁中国”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变迁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乡愁中国”蕴含着当下中国在急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张力和反思。其原因在于,现代性要素的注入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但同时也遭遇了乡土“褪色”的潜在挑战。另一方面,“乡愁中国”也蕴含着对中国传统价值的重新发现过程。“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历史传统的内在价值,并建立现代与传统的有机联结,进而确立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国家化、民族性与基层治理结构演化——基于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寨老制”的研究

中国有着丰富的基层治理资源。以往的研究在实践上侧重于汉族地区基层治理,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形态。在理论上更多地从乡村自治角度来加以研究,忽略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介入。本文基于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寨老制”相关文献资料,从国家化角度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基层治理结构的内生性演化。在治理单元上,传统国家通过“改土归流”,将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村寨共同体转变为承担国家政治责任的村寨共同体。在治理主体上,传统国家通过“以职代役”,将村寨头人纳入国家建制体系。在治理规则上,传统国家通过“因俗而治”,将乡村习惯法融入成文法。当然,上述国家化的努力也受到村寨特有民族性的影响。在政治责任上,“田荒粮不荒”带来村寨的“越级上告”,“以职代役”的村寨头人“听调不听宣”,“以俗入法”仍难以改变“争讼不入官府”。传统国家在溶解土司制度之后,仍然需要面对“一村一寨”,而非“一家一户”,由此形成以村寨为单位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柔性渗透: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服务路径

现代国家认同关乎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统一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实现国家向基层社会渗透、疏解现代国家认同建构梗阻最直接最高效的路径之一。基于西南村寨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作为现代国家建构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公共服务供给下的柔性渗透路径强调以物质性、生活化和非强制性的手段影响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其核心是通过公共服务供给背后隐性的国家权力对国家政权基础、经济社会基础和权利基础的积极性建构与重塑,积极培育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重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从而实现现代国家认同的有效建构。公共服务的柔性渗透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边疆村寨潜移默化地建构起现代国家认同,而且在当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国家认同建设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构建“我们”——以“共同缔造”的理念与实践为例

将个体化、单体化的“你、我、他”变为具有共同目标、共同行动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追求。“共同缔造”作为一种施政理念和政策行为,其核心价值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我们”。“共同缔造”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表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载体、提升党的组织力的重要纽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方式,着力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改革。它注重在微观场域、凝聚共识、共同行动、治理体系和共同精神中构建“我们”。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政党回应功能与基层治理体制的重塑

政党功能是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关键要素。回应功能是政党功能的重要内容。代表性和回应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性政党的重要标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仅意味着基层党组织是核心治理主体,居于全面领导地位,也意味着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塑造现代化基层善治体系的政党功能。政党回应与基层治理对于回应性的内在需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基层党组织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和工作方式,创构出组织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政党回应机制和体系,不仅加强了政党的回应功能,而且以高质量的政党回应实践赋予基层治理体制更强的回应性,将国家与社会连通起来形成双向治理,推进了回应性基层治理体制的实践建构。政党回应功能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置于主体功能范式之下进行更加整体和系统的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政党功能理论视野下理解和推进基层治理。

算法时代的社会、政府与治理:变革与挑战

当下算法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给当代社会结构和政府组织带来了巨大变革,进而深刻影响了“国家-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样态。本文首先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算法对社会结构和政府组织的影响和改变,继而论证算法时代的社会治理特征。对于社会结构而言,算法偏见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获取和人际交往方式,使公民权呈现序数化特征,重塑了公民、市场与国家间的生产关系和权利关系。对政府组织来说,算法为政府提供了一种效率导向的决策方式,塑造了数据控制的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重新定义了科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基于上述变化,算法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共识基础、双重序数化的价值选择、偏见与透明的问责机制上深刻影响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为信息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技术基础。

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但又不能囿于“乡村”,而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予以认识和把握。这既是由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县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县城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导向不同,县域发展的基本导向是乡村振兴,其主要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居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具备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载体功能和支点作用。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农业农村农民为本位的基本原则,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基本路径,围绕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乡村发展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集成式联结:党组织何以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它体现着国家对基层治理的意志,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便是这一意志的重要体现。共同性关系联结是共同体的本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性治理关系的建构。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宣传、动员、培育、整合、吸纳、服务等机制对共同治理的价值、主体、组织、资源、制度等治理要素进行集成,生成了把多元主体联结起来的治理关系,促进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是以治理要素的聚合重塑社会关系、生成治理关系,进而构建社会治理有机体的过程。集成式联结为我们从关系角度认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模式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国家建设视野下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构筑

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单位,也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良善的基层治理以优良的社会基础为基本前提。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是指作为人民群众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会的基础,具体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公益、社会慈善等四个方面。在人们生活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越是完善、活跃,工作机制越是健全,城乡社区社会基础越是厚实,就越容易形成内聚力强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国家对基层治理越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中国的城乡社区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国家建构性,加上受到原子化、个体化和利益化的影响,基层治理的四大社会基础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具备,社区生活共同体也不会自然形成,需要国家培育和建设。因而,国家构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成为国家对基层治理的内在命题和前置性议题。国家加强基层治理,亦要注重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建设。

共同缔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表达

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性治理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其理论内涵包括社会治理的全民性、责任性、组织性、参与性、协同性、体系化和制度化等七个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需要建构。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遵循科学有效的行动理念和工作方法。共同缔造作为一种理念方法,以共同理念为核心,以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为基础,以塑造社区公共精神为关键,着力于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共同缔造是地方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切入点,其实质是将共同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在塑造共同价值、共同认识、共同责任、共同目标、共同关系和共同行动的基础上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进而形成稳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缔造深刻地体现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表达,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刻诠释,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价值。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的观察与分析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社会角度来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包括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基层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的体系化、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等六个维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遵循有效的行动理念和工作方法。共同缔造作为一种理念方法,以共同理念为核心,以发动群众参与为基础,在优化基层治理单元体系中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体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塑造共同性社会关系和群众精神等建立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共同缔造的理念方法有效地适应了当前基层治理中的诸多困境,深度诠释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表达,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

内生责任: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

从脱贫到振兴的乡村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一项国家发动的政治工程。它由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前提”所规定,内生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内容和进程。国家在这一社会工程中的制度安排及其行动,体现了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内生责任:它由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所决定,并在“人民认同”中获得国家的治理效能。这一政治工程体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它不仅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体系,还要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改变旧的经济社会结构,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将国家政权体系建立在与之匹配的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上。只有提升到国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组织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并从其重要性中解读这一工程成功的政治逻辑,才能深化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并以此来提高实践中的政治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