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政策共同体: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一个新视角

县在国家政策执行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县域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政策共同体是指在县域内各政策执行主体围绕政策执行过程而形成的合作、协调、沟通的团体。大国有效治理的客观需求和县域在公共政策执行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构成了县域政策共同体的基础条件。县域政策共同体具有公共性、情感性和协同性等特征,它包含了政策转换、政策动员和政策沟通三种运行机制。构建县域政策共同体有助于应对大国治理的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难题,较好地解决了国家政策执行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单元叠加”:一个中国私营企业家族化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浙江省281个家族企业为例

基于对浙江省281个家族企业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企业原始出资人主要由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构成,企业执掌权高度集中于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企业执掌权代际交接以血缘为依据且以家族男性后代为主。将“单元叠加”框架引入对其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后发现,我国私营企业从创建到发展再到代际交接均获益于企业单元与家户单元的叠加,这种叠加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化解风险,从而得出了家户单元三重特质及其内部属性作用于私营家族企业家族化特征形成机制的一般逻辑。同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提出,家户单元特质及其内部属性亦可能转化为制约私营家族企业发展的自限性因素,如何克服这种内在自限性从而实现私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引起关注并适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深度理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是对“两个结合”思想的丰富和深化,在人类认识史和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从价值看,这一表述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置于独特地位;从认识看,这一表述历史性地赋予人民群众以文化主体性;从实践看,这一表述强调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内在于人们生活实践的特点;从方法看,这一表述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视域,拓展了研究方法。这四个方面四位一体,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广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体现在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中,才能为人民群众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行动基础;只有科学研究什么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才能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提供事实、方法和理论基础。

地方改革试点的实践样态与行动逻辑--基于“激励-问责”协同性框架的多案例分析

改革试点是一种重要的治国理政机制。中国的改革试点不仅是一种纵向的分级制政策实验,在横向上地方改革试点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改革试点对应的是宽泛的政策指导与政策的灵活性,政策执行的条件将直接影响地方改革效能。在地方改革试点中,激励结构与问责力度是影响政策执行的两个关键要素。基于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多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问责强度和资源禀赋构成了地方改革试点的使动条件,地方主政者的行动态度、行动空间和行动能力构成了地方改革试点的能动条件,两者协同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争先创新、稳妥有序、应付避责与象征执行的行动策略。因此,在地方改革试点中,要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政策环境,建立相对均衡的制度结构,激发地方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提升地方治理效能。

成体系的概念构建:特性与路径

提炼标识性概念,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其中有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概念,一是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当从概念着手,从体系着力。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构建,与一般的概念构建有所不同。这一概念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是知识生产者独立创造的新概念,能够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要素;需要学理化和学科化,通过严格的学理论证获得学科属性,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合格产品”;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是知识体系中有机构成的概念,成为自主知识体系所需要的“知识产品”。成体系的概念由多个概念构成,成体系的概念构建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寻找和确立枢纽概念,在方法上需要遵循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有成体系的概念构建自觉,并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探索。

行政助推自治:单元下沉改革中的政府介入与自治生长——基于河镇石寨村的调查与分析

村民自治是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基层民主实践,其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联系亦是必然。调整自治单元是近些年基层政府追求自治有效的主要改革举措,但是,仅仅调整单元似乎很难奏效。贵州省河镇在单元下沉改革遭遇村寨单元自治失去活力的困境下开启二次改革,政府全面介入小单元自治运行,引导和协助村寨单元优化自治组织,同时结合村寨单元的治理习惯和治理资源,以行政力量为小单元自治输入其所需要的物质要素、权威要素、程序要素、规则要素、内容要素,推进外注要素的内生性衔接与自治生长。基于自治运转需要的、适度的政府介入构成了自治生长的关键要素。因政府改革而起的自治单元调整与自治生长不可能完全脱嵌于政府行政,政府行政应持续介入自治,使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形成良性的助推式互动。行政助推型自治的核心在于政府要精准把握介入的时间节点与度,在服务自治的逻辑下适度介入,培育自治、助推自治,以外部行政注入的自治要素驱动和激活自治,实现自治“由外而内”的植根生长。

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何以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基于地方预算软约束分析视角

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会对地方财政行为产生何种影响?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预算软约束、激励机制与财政竞争等基本因素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影响地方财政行为的具体机制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会引发地方预算软约束行为,以及产生地方财政层面上预算软约束的竞争效应,目的是获得更多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第二,受强经济激励影响,地方政府倾向于将争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额支出在生产建设类支出领域,且相较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实际获得更多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额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容易产生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额的支出偏向性配置问题。以上研究结果揭示了现阶段高规模的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地方预算软约束行为“倒逼”产生的后果,且缺少规范的转移支付实施激励,扩大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并不能显著提升地方公共福利类支出水平。

从感觉到自觉: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路径——以“韧性小农”概念建构为例

概念源于实践,并随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的发展而发展。田野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和研究路径,强调与实践保持最近的距离并给予最直接的关注。以亲身感知、体验和观察到的具体、丰富、鲜活的事实为依据,在与既有知识进行对话、反思既有认知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提炼出新的概念,形成学理化的表达,是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路径。以"韧性小农"概念为例,这一概念建构结合了历史、理论和田野三重维度的研究和分析,不仅丰富了关于小农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小农的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国家韧性的来源,而且为当下实践提供了政策和理论依据。

高质量协商发展的协商资本培育路径——基于干部、专家和媒体介入社区协商的实验研究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转变发展方式。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乡村振兴中农村社区协商系统也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国际上已开始关注协商资本与协商质量的单体研究,但忽视了其也可以形成关联耦合,在一个完备的协商系统中,拓展协商资本会影响协商质量。通过对干部、专家和媒体三类行为主体介入全国首批5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协商实验案例进行考察发现,在协商系统中,三个行动变量释放的协商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协商质量。其中,专家的积极影响最大,干部的消极影响有限,媒体的监督效应明显。为此提出乡村振兴中社区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路径,即通过增加协商资本来发展协商质量,协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转向协商资本的培育。具体来讲,新时代社区协商的高质量发展由环环相扣的三部分构成,农村社区协商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本土的协商系统建构,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要关注协商能力提高这个基础,协商资本的有效培育是社区协商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同时,各地在实践操作中还要善于开展试点实验。

数字公共物品:乡村治理的路径建构

“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基于数字乡村治理战略的全面推进,提出了“数字公共物品”的概念。进一步来看,受益的排他性与用户的普及性两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数字物品”的四种类型:“数字公共物品”、“数字定向物品”、“数字公共资源”与“数字私人物品”。而农民需求、政府职能以及国家建构的驱动,是向乡村社会供给“数字公共物品”与“数字公共资源”以及具有部分公共属性的“数字定向物品”的内在逻辑。现实地看,“数字公共物品”的供给尚未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因而需要对“数字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