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媒介研究的人文洞察——兼评《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

作为媒介的算法,与受众密切互动,重组了人机关系,导致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体深度媒介化。探入算法“黑箱”,可洞见算法背后的权力结构,这只“隐形之手”操控了人们的生活,影响到社会建构,并渗透到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跨学科视角,尤其是从人文角度进行批判式诊断,有助于发现问题、预判风险。《隐形超权力:算法传播研究》一书将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审视算法传播的对象、内容、方式、机制、效果,深入探讨了智能传播变革的本质。算法媒介与算法传播研究,还需要超越表象、超越批判,在构建宏观框架和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立足在地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技术治理贡献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出版使命——读《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

柳诒徵曾言,“吾国史籍之富,亦为世所未有”。[1]刘洪权教授的这本《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就是研究我国史籍之富的。全书厚厚一大册,计14章,47万字,从做博士论文到申请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结项,用了十多年的功夫,厚积薄发,人过五十的第一本专著,最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的定位与发展

文章是就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的定位与发展展开的深度对谈。三位对谈人结合各自的学术背景和工作实践,就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的概念和定位、现状及存在问题、新时代促进其更好发展的建议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深入讨论,并达成如下共识: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主要指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出版具有核心价值和精神动力的出版物的活动,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需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主题出版实现“无缝”对接,把传统文化中的主题出版元素挖掘出来,并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呼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物的特点包括导向性、历史性和普及性,是题材的传统性和指向的当下性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党和国家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要节庆日等主题的内在关联,宏观上有高度,微观上有趣味和生活的烟火气;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能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需要充分发挥出版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善用他者讲述或从他者视角出发,借助国际化的媒体传播;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现状表现为对接积极、视角多元,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物;但标准不统一,策划含量不高,市场反应不如预期,在高度、细节以及艺术性方面均存在不足。新时代做好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要强调策划含量、将历史文化与现实主题相联系、将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借用学术资源、加强融媒体出版与传播等,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未来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将成为出版“富矿”、在主题出版板块将占据更大比重、策划含量将不断提升、在融媒体和“走出去”方面将有更大作为。

建设出版学知识体系的三个侧面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的认识与经验的总和,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还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两大类。知识体系则是描述特定专业知识总和的概括性术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自主建设中国特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认识和经验系统。近几年来,关于中国特色出版学知识体系建设受到高度关注,学界和业界不少人都就此发表了见仁见智的意见。

加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史料学建设

史料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基础学科,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专门考察史料,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一门学科。我国是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史料学源远流长。相比而言,出版史研究起步较晚,而严格意义的出版史料学动议则很晚才被提出来,刘光裕先生前些年曾有《关于建立出版史料学》的专文刊出,从学科建设角度加以倡导,所论重点在中国古代出版史料研究。笔者以为,出版史料学的建设确实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而更具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的当属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史料学。

深化文学出版与传播的理论研究

文学出版是出版的一个重要领域、重要板块。从学理、历史、学科建构等角度深化文学出版与文学传播的研究,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首先,需要加强文学出版和文学传播的基本理论研究;其次,可以从文学出版史、文学传播史方面发力;最后,加强相关的实务研究、专题拓展也必不可少。中外文学史专家的相关成果为出版学、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研究

研究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制度的成就与不足,为当代出版企业制度建构提供参考借鉴。文章对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的建立与运行机制进行考察,梳理商务印书馆董事、董事会及其制度、历任董事会主席等方面信息,指出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作为其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商务印书馆作为探索者,其运作和发展印证了其体制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作为试错者,其董事会与经理层交叉过多、董事会主席基本非专职、董事会与经理层的权力难以制衡等不足,为当代出版企业在制度建构时的探索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人—媒”共治:“马克思归来”语境下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重释——基于苏北CW村的田野考察

受驱于“媒介化社会”的时代浪潮,乡村治理正加速转向“媒介化治理”。“马克思归来”作为2008年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学术思潮,有助于澄清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本质。在此语境下,参考马克思的“生产力”和“属人性”概念,将CW村作为田野样本,研究证实了“媒介化”并非如媒介化学派所言是一种“独立作用”机制,所谓“媒介化治理”实质乃“人—媒”共治:在技术维度,以“工具触达—数字在场—信息勾连”为路径实施乡村治理;在主体维度,以“职责触达—具身在场—情感勾连”为路径实施乡村治理。

新文科的道器之思与大学出版

新文科建设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新文科建设要取得成功应道器并重,一是要为文科教育注入时代内涵;二是要保持中国特色;三是要胸怀世界。在新文科视阈下,大学出版应当把知识生产与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作为最高准则,依托大学母体,守望大学精神,在内容创新、载体创新和协作创新上下功夫,为新文科建设做好服务的同时,抓住契机实现良性发展。

商务印书馆最初五年创业的历史考察

从商务印书馆的筹办、资本数额、早期企业形态、业务结构的形成、夏瑞芳与张元济的结合、商务的创业精神以及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等方面,对其最初五年的创业历程,做了初步的和必要的探讨,指出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为商务印书馆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亚东图书馆的历史考察

值亚东图书馆创立110周年,对其发展历程进行考察,探究亚东图书馆和汪孟邹为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出版做出的贡献。文章梳理了亚东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前史(1903−1912)、创立时期(1913−1918)、黄金时期(1919−1927)和衰落时期(1927−1953)四个阶段,分析亚东图书馆盛衰的影响因素包括:巨大的时代影响和制约,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灵魂人物的影响,以及亚东内部的合作与分歧。总结提炼了亚东图书馆四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中小出版社的排头兵,鲜明的出书板块特色,浓郁的地域色彩,经济状况的困窘。进一步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赞助者、参与者和同情者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亚东图书馆发展历程中的红色基因。

出版单位“三审制”重在落实

前些时,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开展出版单位‘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通知”指出,“三审三校”制度是图书、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内容编辑环节的基本制度。近期发现,一些出版单位内部管理失范,“三审三校”制度执行不到位,有的流于形式,严重影响内容导向和出版质量。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出版管理条例》等制度规定,完善出版单位制度建设,排查风险隐患,特安排开展全国性的专项检查。

比较视域下中外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路径

中外编辑出版教育制度在发展路径上均有两端:产业和人文艺术。美国的佩斯大学依托鲁宾商学院和纽约出版产业界,在编辑出版产学结合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爱默生学院则在"文学+出版"方面形成了特色;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教室出版社"模式别具一格。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和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其课程设置带有鲜明的"编辑学导向"模式。这些理念都给当下我国编辑出版教育有益的启示。

文化节目“讲好中国故事”的多模态叙事与传播

《典籍里的中国》作为"讲好中国故事"、凸显文化自信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代表,打开典籍、对话先贤,融合了戏剧、影视等多模态叙事,采用了融媒时代的裂变式多介质传播形式,与典籍构成了一种鲜明的互文关系,形成动态的多重叙事场域。其古今交汇的戏剧情境形成陌生化效果,引导观众深入思辨共通的文化价值与情感精神。该节目是文本与媒介技术的跨界整合,充分展现了技术环境改变下凸显媒介融合与数字化交互性的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多元形式创新。

加强和完善出版业的制度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对我国新时代各领域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决定》的第七部分,专门论述了如何“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体是从五个方面展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打造独立自主的世界一流社科期刊

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领域期刊;既要提倡借鉴世界一流大刊的先进经验,还要探索一条创新超越的全新道路,打造独立自主的一流学会、一流大刊。

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

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借鉴自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后两者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向普通方法论的演变过程。出版生活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规模上遵循"小而美"原则;二是研究出版人群体或个案,并非单纯追求叙述的趣味性,而是要在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亦即福楼拜所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既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回应时代问题,也要坚持生活史的批判传统,对压抑出版人的制度进行批判,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

论出版史学对出版学学科合法性的建构

出版学学科合法性的程度,取决于本学科专家乃至相关学术界对其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认可程度。一切出版现象均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因而出版史学理论在阐释出版现象的时代特性及其变迁机制方面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出版史学的学科体系可以分为出版制度史、出版活动(包括生活)史和出版思想史。出版史学的研究方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方法是指“操作的方法”,如考据法、口述史法等;广义方法是指“‘思维+操作’的方法”,理论也属于方法。

高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武汉某高校的实地考察

通过对武汉某高校9家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实地调研发现,当下高校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观念和意识有待提高,在技术上大多过于依赖第三方数据平台,即便面对融合出版大势,各学术期刊仍未意识到集约与共享的重要性而依旧各自为阵,更为突出的是,复合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掣肘其融合出版的重要因素。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以推动高校学术期刊的融合出版,应从理念、机制、人员、资金、技术等各方面进行改进。

高度重视出版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从方卿等著《出版价值引导研究》谈起

出版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亟需加强。方卿等著《出版价值引导研究》是出版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而最近华为公司任正非接受记者访谈中对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强调,对于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加强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好的理念和政策,还需要有能够落地的具体办法和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