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问题域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未来的发展中,可通过对中西理论资源的研究,为拓展和深化自身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有助于正确认识文学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同时亦有助于满足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现实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需要在全面梳理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理论谱系及其中的关键术语和重要命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探究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密切关联,进而提出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路径和方向。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对中西伦理批评理论资源进行辨析和对话基础上,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理论拓展:拓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视域,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建构针对小说、戏剧和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进一步开展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批评方法的融合以及跨学科研究;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新范式建构。

文学批评的功能及其理想类型——以乔治·斯坦纳为中心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一书对文学批评做出界定,并提出其三大功能:一是向我们表明什么需要重读,如何重读;二是沟通;三是关注对同时代文学的价值判断。他同时提出理想的或'传世的'批评的三种类型:批评本身即是创作;批评家凭借诗才将个人权威经验糅入判断;批评文本标志着观念史上的重大时刻。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评述。

《诗大序》: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儒家诗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植根于丰富的中国理论资源当中,道德教化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中心,故作为中国古代诗论的经典文本,《诗大序》从整体上构建了一套以伦理教化为核心的诗学阐释体系。首先,在整合早期儒家文论与乐论的基础上,《诗大序》对“诗言志”的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将其纳入性情论的理论框架当中,进而为儒家诗学伦理批评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诗大序》还提出了与三家诗不同的“四始”概念,从结构框架上对诗歌的伦理价值进行塑造,并将之作为考察王道兴衰并进行道德教诲的重要依据。最后,《诗大序》将“美刺”作为主要手段,通过塑造道德榜样和委婉劝谏的方式以达到伦理教化的政教目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对实践范畴的性质和范围作了进一步探究,更注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活动。通过提出文学是主客体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具有实践特色的文学观,揭示了反映论存在的内在矛盾,并从抽象进入具体,运用实践维度探讨了文学批评与文学活动的主体、文学文本乃至社会的互相塑造和互相提升的对象化关系。在探讨中还对实践中的意识与无意识、有限性和无限性等问题作了反思性追问。

马克思文学批评话语的读解方式

本文指出,由于马克思关于文学问题的言论具有话语简略的文本特点,以及苏联学者以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梳理这些言论,使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批评话语成为一个长期争议不休的话题。本文提出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中理解其文学言论是一种可行的读解方式,对马克思批评话语的读解说明马克思主义批评其实是一种自成系统的文学研究范式,以艺术生产理论阐释文学的性质与特点,构建新的研究对象和对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充分显示了这一研究范式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质性。

“审美意识形态”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新时期中国文论的重要理论创获,是中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面向新时期文艺实践,在各种论争中不断寻求理论突破,不断进行理论体系的完善,从而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尝试。新时期以来关于文艺反映论的论争、关于文艺上层建筑性质的论争和关于文艺意识形态性质的论争等重要论争构成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形成与创构的问题情境。作为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界集体成果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其形成的大致逻辑进路是'审美特征'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建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建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学科意义和学派建设意义。

“文学的主体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的主体性'论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探索历程中重要的一环。'文学的主体性'理论与文学反映论的分歧,以及'文学的主体性'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的本质及价值、作家的地位及作用方面展开的对话,都集中展现了这一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洞见与盲视。特别是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上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对于建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一定的”“市民社会”到资本现代性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渐进发展的切片观察

在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进程的思路演变过程中,《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将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灵活运用到'一定的'社会联结形式中去的典范。成熟的资本现代性批判视域对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各层面意识形态研究有地平线的规定意义。这种视域的拓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思考路径而言,也是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东西审美伦理之间:托尔斯泰艺术形式观生成考辨

作为一位深谙民族特性的俄国作家和强烈认同民族文化的思想家,托尔斯泰激烈反对以颓废先锋形式为艺术手段,以有闲阶级审美为艺术旨趣,不为劳动大众所接受的西方艺术形式观。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托尔斯泰崇尚纯朴简单、厌弃繁复冗琐的个性主观方面的原因,又有19世纪俄国社会大众阅读兴趣普遍非形式化、宗教化和通俗化的时代特色之影响;既有俄国历史文化中社会功用倾向明显的传统浸淫,又有俄罗斯民族注重内省自察的审美心理之作用。诸多因素的融会影响和共同作用,形成了托尔斯泰重艺术内容甚于艺术形式的诗学理念。由此,这种艺术形式观体现出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性诉求,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认同,既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和东方倾向,摇摆于东西审美伦理之间,也是托尔斯泰对19—20世纪之交俄国未来道路走向的审美折射和文化镜像。

彰显的与遮蔽的:《生死疲劳》俄译名考辨

在跨文化语境中,如何正确翻译书名,不仅涉及读者接受和阅读期待,也关涉叙述方式和小说题旨,更涉及翻译修辞与接受效果。文学文本翻译不应仅仅以语言学和翻译学为中心,关注以语义内涵为坐标的线性序列状态,也要以文艺学和文化学为中心,注重话语的分散特性和知识的断裂传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万比洛夫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在跨语际实践和跨文化语境中,万比洛夫在中国主要呈现出三种别样的维度:其一是以译介为主,注重剧作的文本维度,体现出译者的主动性和审美性,凸显的是文本之美和译介之功;其二是以舞台为主,注重剧演的舞台维度,侧重出导演的二度创作和美学认知,凸显的是演剧之美和导演之力;其三是以研究为主,注重学理的思想维度,展示出学者的深度和主体的眼光,凸显的是思想境界和他者眼光。万比洛夫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态势、中俄文化关系、文学总体态势以及时代主流话语等不同因素密切相关。由此,万比洛夫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成为管窥当代中俄戏剧关系、当代俄罗斯戏剧研究和当代中国戏剧转型的一个范例标本和典型缩影。

多重跨媒介文化实践:文学、影视与戏剧

当前以文学、影视、戏剧乃至游戏等多种形态叙述和传播某个对象的跨媒介文化现象日益增多,通过梳理这种文化实践,力图廓清相关现象表征,提出在不同媒介艺术的属性制约下扬长避短、提供新的叙事体验是处理跨媒介互文叙事的关键,构成动态的叙事体系。受众在跨媒介文化传播中日益积极主动,以多种方式形成了参与文化,不同层级的文本造成了文本意义的交互性和流动性,在融合中形成了丰富的审美感受。

《搜神记》类别归属的调整与古代小说观念的嬗变

干宝的《搜神记》是“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的书籍。小说是知识分类体系中的术语,《搜神记》被置于小说的范畴之内,这种归类方式是逐步生成、日趋稳固的。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中,《搜神记》与《列异传》等居于史部杂传类,凝铸成为特定的知识模块。宋人修《新唐书·艺文志》时,将这个“序鬼物奇怪之事”的模块从史部拆解下来,直接拼装在子部小说类。小说的建模方式由杂录“街谈巷语”演变为叙事,奇幻、虚诞成为小说所叙之事的典型特质。明清时期,《搜神记》与《莺莺传》《三国演义》等其他虚构的叙事性文本一道成为小说这套知识类目核心的构成要素,并在近现代学术体系建构之时,一同纳入文学学科的界域之内。厘清《搜神记》在知识体系中的迁移路向,探寻它与小说建立关联的内生力与外驱力,考察《搜神记》等对小说规律性和规定性的重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具有叙事性、虚构性这一命题,是在中国本土的知识统序和学术语境中逐步建构并最终确认的。

道德诉求的审美表达:托尔斯泰论艺术形式与文学伦理

作为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艺术形式的通俗阐述表达着道德愿景和伦理诉求。他认为,作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与外在形态,文体结构的安排凸显着作家的伦理愿景,伦理诉求的愿景则决定着文体结构的构拟;艺术手法的应用传达着作者的感情色彩,感情色彩的传达亦规约着艺术手法的应用;语言修辞的使用表达着艺术家的道德诉求,道德诉求的表述更宰制着语言修辞的使用。由此,艺术形式与文学伦理之间呈现出不对称和不对等的双向动态关联,其本质是托尔斯泰基督教道德伦理说的审美症候。托尔斯泰对艺术形式与伦理诉求的论述,既可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艺学的文化症候之一,映照出流派纷呈之际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与实验、蜕变与扬弃,也可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伦理的典型切片之一,折射出社会剧烈变革前后俄国民族伦理的挣扎、固守与激变。

悖立与整合:巴别尔小说情节的悖论性

巴别尔小说的情节设置具有明显的悖论特征,表现为两个或多个不同情节大相径庭,相邻而现,形成美丑相见、明暗交替的艺术效果。这在《骑兵军》中表现为浪漫的诗意描写与残酷的自然呈现前后对照,在《敖德萨故事》中表现为热烈的暴力叙述与幽默的温情眷念明暗对比;在《我的鸽子窝的故事》中表现为鲜亮的叙述光线与内敛的心理暗影相互交替。这种巧妙整合对立情节的悖论性,与巴别尔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密不可分,既体现出他不同于官方主流的伦理身份与自我认同,也提升了20世纪早期俄罗斯小说的表现手段和叙事诗学。

概念、命名与假想敌:关于非虚构文学的文学史考察

在广义上,非虚构文学是指一切相对于虚构文学的文学类型;而狭义上,它专指美国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兴起的以非虚构小说、新闻报道为代表的新的写作类型。由于国内外社会环境和文学形态的差异,我国非虚构文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发展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本文将新世纪非虚构文学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中,重点考察近40年来"非虚构文学"这个概念与命名的发生与演变过程,并试图探讨新世纪非虚构文学创作热的形成原因及文学意义。

巴别尔书信中的巴别尔

作为极具个人性、私密性和真实性的文学史料,巴别尔书信具有丰饶的文学意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多重的思想内涵。它既呈现巴别尔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特点,展示其丰富而苦恼的情感经历,彰显其专注词语与修辞的创作理念,又展现其烦恼而琐碎的家庭生活,书写其多样而独立的社会交往,映照日趋一元化的苏联社会现实。这些长短不一、感情丰沛的书信,跃出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作家个体的内心叙事,构成1920—1940年代社会剧变和文化转型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影像。经由对巴别尔书信的阅读和体验,可以读到一个真实的、自然的、变化的巴别尔,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欲望的巴别尔,一个复杂的、困惑的、挣扎的巴别尔,一个生动的、有趣的、可爱的巴别尔。由此,我们可以管窥1920—1940年代从白银时代文学向苏维埃早期文学的流变过程和范式转型,触摸彼时彼刻从复调多元向单声一元转变的文坛状况和文化风貌。

《包身工》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夏衍的报告文学名作《包身工》,在学界、文坛均已完成经典化论证,但因文本的繁复,确有再解读的必要。夏衍以阶级关系置换社会关系,客观呈现了包身工阶级意识缺失的真实图景;同时,为了坐实日本殖民主义虐待盘剥中国劳苦民众的典型例证,而淡化带工头的上海青帮背景。夏衍自觉坚守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尽管深知包身工的悲剧所在,但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客观需求,勉力打造'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以期完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种重倾向、轻真实的叙事特征,彰显了一个时代文学的特殊逻辑。

诗之真与情之真——兼论“真诗乃在民间”的文学思想史价值

真诗一词作为抽象的词语,它落定在具体的诗学问题、文学事件之中,不断被重复、被改变、补填充,逐渐演化成为特定的术语。明代中后期,人们围绕真诗一词建构了诸多诗学命题。其中,李梦阳的真诗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诗集自序》中厘定了"民诗""士诗"之时与史,建构起完备的理论框架,以论证诗之真与情之真的对等的关系。李梦阳提出的"真诗乃在民间"这一论题在诗坛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李濂等人在复述这一命题时,他们直接将诗与真、情与真的关系作为无须论证的前提和要件,作为具有先验性的理论基点,强化了真诗一词在明代诗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诗学体系的构架来看,真诗成为特定的概念,这是中国传统诗学合逻辑的延续和建构。这种建构过程经历了多个维度、多重向度上的转折与转换:诗的本质规定性最初落定于志、于性情,进而为真性情,然后转而为真情。这种演变并非仅仅是字词的简单替换,也不是语句的零星修补,而是文学体系中核心概念的置换和更替、基本理念的更新和重构,也是中国诗学思想在理论架构上的多维拓展。

从先知末世论到启示末世论——《圣经》末世论神学思想的嬗变研究

《旧约》启示末世论萌芽于先知末世论,当先知的预言时代在第二圣殿时期结束后,启示末世论随即取代先知末世论,逐渐成为主流。犹太教圣典《旧约》中的先知末世论和启示末世论又被初期基督教继承并引申发展,最终演变为《新约》中的启示末世论。《旧约》末世论与《新约》末世论有以下异同点:(1)无不极力渲染末世预兆之黑暗、恐怖、惨烈,但后者比前者范围更广、灾难更重。(2)都有末日审判思想,末日审判不仅是审判刑罚的日子,也是拯救申冤的日子,但后者已有耶稣出生、受难、升天、再临作王、末日审判、建立永恒天国的思想。(3)都有救世主,但后者已从犹太教的弥赛亚发展为基督教的耶稣基督。(4)都有死与来世、复活永生、天堂地狱观念,但后者强化宣扬来世思想,强调精神复活,复活在天堂。(5)都寄希望于未来,但后者不再对现世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反而急切盼望神的干预终结人类的历史,进入'新天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