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近年来国内“文化研究”的发展态势与反思——兼论文学理论泛化问题

本文就近年来国内文艺理论界中“文化研究”的发展动态作了简要回顾,就国内有关“文化研究”内涵的争论,以及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的争论等重要问题作了梳理,并就由此而引起的有关文学理论是否将趋于泛化这一问题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文学理论会产生什么后果?——斯坦利·费什的“理论无后果说”刍议

文学理论一直被认为可以产生很多后果。在文本层面上,它可以改进阅读和批评实践;在社会层面上,它甚至可以带来政治改变。但费什却提出相反观点,认为理论不会带来任何后果,因为它妄图以超越于实践之上的姿态指导实践、以绝对中立的视角获取对文本意义的普遍解释。文学理论充其量只是对解释行为的描述,而不是解释行为本身,因此它不会带来任何实践后果。真正影响批评实践的是信念,而非理论。但反过来,只要我们不再把理论看得高于实践,而是认识到它也只是一种毫无特殊优越性的实践形式,那么理论研究便可以带来值得期待的后果,只是这种后果绝不会逾越学术的边界,也就无法改变世界。

论南北朝至唐宋取士的文学与门第、经学诸争端——从李谔《正文体上书》的意图说起

李谔《正文体上书》及其意图李谔字子恢,出身山东高门赵郡李氏,历仕北齐、北周,后入隋。他在隋文帝开皇年间所奏《正文体上书》,颇受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重视。这篇文章最为后世关注之处是李谔对魏晋以来的文学历史,尤其是追求语言艺术的美学潮流,作了全盘否定.

虞翻岭南之贬及其典范意义

虞翻在岭南贬所著述讲学,将北方中原文化、楚越文化与岭南文化融汇沟通,有力推进了汉末岭南地区的儒学发展。从贬谪原因、贬后意识倾向与行为方式、贬谪时空因素诸方面来看,虞翻之贬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与文学史意义:一方面,它开启了屈原、贾谊两种贬谪类型以外的第三种模式——直谏枉贬;另一方面,虞翻贬后著述讲学的行为方式,使其成为持中变通的典型。后世文人常将虞翻视为长贬岭南的第一人,并借诗咏叹,遥寄哀感。而从贬谪文化史的角度看,虞翻的岭南之贬,恰与韩愈、苏轼等人的被贬经历一起,建构出内蕴丰厚的岭南贬谪文化,形成一条地域色彩极为鲜明的贬谪主线。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批评围绕文学构成一个回声区，它将作品中沉默的不确定的内部世界展示出来。有文学便有文学批评，这一点中西皆然，但对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有文学批评是否就有文学批评学这一问题却横亘在我们面前。因为作为舶来品的“文学批评”一词本身所包含的文学观念及其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简单地以西方文学批评学的观念、体系来对照或裁判传统的中国批评方式及其特点，固然隐藏着抹杀传统智慧的危险，而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文学批评观念的运用主要是借鉴于西方的这一事实却又是显在的，

论文学的常态危机

一、文学危机的内在逻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危机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形成的原因众多，但大体上可以归为如下的讨论：一是“文革”结束后，文学回归其自身的本体，使长期形成的文学创作的政治性叙述方式得到弱化，由之产生了所谓的惶惶无主的感觉；二是西方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大量被介绍进中国，

论叔孙通儒学入仕实践的意义——兼论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

叔孙通在坚持儒者身份的前提下,以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进行儒学入世实践。这种实践主要体现在制礼著书以尊王扬礼,教化儒生及荐生为官等活动,是从制作典章制度到建设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儒学入仕实践,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联系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肯定,以及司马迁自身的儒学实践,可以看出,相比儒经传授,司马迁更注重儒学入仕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功用,其政治哲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