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与文学创作的新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下的文学与科技关系研究

关于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人们多看到高科技对文学的冲击和造成的威胁,关于高科技对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影响涉及较少。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是一个"破坏和补偿"同时进行的过程,一方面高科技使传统文学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遭到瓦解,另一方面又为文学打开了新的窗口。高科技不仅刷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催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和结构方式,并由此构成对文学观念的重构。同时,当代文学创作又需要保持对科技的反思与超越,提醒人们警惕科技的负面作用,并通过发挥文学的特性和优势,推进人类在高科技时代诗意地栖居。

基于受众体验的文学改编模式及媒介技术反思

文学改编是指以文学作品为基础,进行媒介符号再加工,将其转化、重塑为另一种形式的作品。改编热潮受到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逐渐建构出改编理论。其中,哈琴借鉴传播学的分析结构,将改编看作运用媒介对源文本的重新编码过程,并归纳出讲述、展示、分享三种改编模式。文学改编创造出新的故事世界,从受众对故事世界的体验的角度来考察,可将三种模式修正为:诉诸想象、诉诸认知与诉诸参与的改编。三种模式对应于作品的媒介呈现方式,即从单一媒介到多媒介再到融媒介或超媒介,与媒介发展的技术路线呈平行关系。媒介进化,看似越来越呼应并满足受众感官欲望的体验诉求,但也侵占了受众的想象空间。技术假体使受众远离了原作的故事世界,也远离了现实世界。因此,在文学改编中应对媒介技术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合理利用媒介,发挥主体的创造力,为受众提供高品质、高格调、高水准的艺术精品。

革命论、本义论与实用说：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陈独秀在文学批评中,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要求文学尽其所能地贴近现实,发挥其现实性和批判性功能,也秉持着个人对文学之为文学的认识,力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其"文学革命论"与"文学本义论"互为一体:前者意在取"写实"而弃"空想";后者指向"文言合一"亦即"达意状物",以破除"文以载道"之陋习。"文学本义论"指向的并非文学的"自足说"而是"实用说":强调"本义"是为了把文学从模仿古人、剽窃浮词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以便让它敞开胸怀拥抱现实,感染读者。重写实、重文学在启迪人心、改造社会中的实用功能而并不忽视文学自身属性,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艺术生产”视域中的文学批评——释意场域的构建与批评的生产性

20世纪以来的批评学研究以“文本意义何以形成”之问颠覆了把作者意指视为意义之源的传统文学观念。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批评,先后从表意活动的分析和成义过程的研讨入手,揭示了释意活动与批评生产性之间的关系,在语言活动的层面上阐释了文学批评的生产性。而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则从社会结构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揭示了艺术生产运作机制对批评释意场域的建构与规定,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研讨批评生产性的视野。

“立于礼”：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二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集中表达了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前人对"立于礼"的解说各不相同,有说是"学之序"或"教之序",有说是"立身成德"之一步,有说是"为政次序"之一阶段。而据周代学校教育实际,不存在先学诗后学礼再学乐的教学次序,孔门教学也不能确定有此次序;"为政次序"说只是一种政教理想,并无实践依据。因此,将"立于礼"理解为"立身成德"即儒家君子人格养成之一步较为稳妥。如果说"兴于诗"强调的是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那么"立于礼"则主要是指示了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这一行为准则既包括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包括个体内心对礼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和遵从。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批评理论

伊格尔顿将人类学批评列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四种形态中的首位,而文化批评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来看,它的研究方向已发生了从异文化或原始文化到自身文化的转向,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在当代取得了共同的问题域,人类学理论成为文化批评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为整个人类生活的观点,是沟通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文化批评的关键,这使文化批评获得了宏阔的哲学人类学视野,对于明确文化批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理论定位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的当代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中国大学出版研究的三维审视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中国大学出版事业的发展,对大学出版的理论研究也得到了学界、业界的重视,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大学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大学出版科研有责任更深入地总结历史经验,更系统地探索出版规律,更及时地回应现实关切,更有效地推动大学出版事业和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延安时期文学出版的组织形式

延安时期的文学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不可忽略的一支,是党的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民主主义文学出版的高峰。作为“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和集体结构”相互融合的文化形式,延安时期的文学出版具有突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属性,文学会议、文学社团、专业院系和专业机构通过领导讲话、会议报告、创办报刊、编印书籍、引导创作、文学论争、文学教学和实践等方式组织起延安时期丰富多样的文学出版,促进了革命文学出版制度的形成,推动了文学出版的大众化、民族化和现代革命文学出版的繁荣。

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读卡勒《文学理论入门》

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出版于1997年,翌年就有了中译本,即使对中国读者来讲也是将近二十年前的旧作了。此书在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著述中有着比较高的引用率,也是讨论各种文学研究'转向'话题——如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转向——往往都会涉及的一本书;许多文艺学的研究生更是将其作为专业基础书列入学位论文的参考书目中……凡此种种,都表明这本书在圈内已经相当熟识,今天再拿来作为谈资,又有多少可说的东西能让人不至落入过时的老生常谈。

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创新研究的必要前提——读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作为学科核心概念的'文学',都是一个现代才产生的新概念。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说'孔子的文学思想'或者'孟子的文学观念'呢?这个长期被许多人当作不言自明的问题需要重新认真探究,要从起源期着手,找到文学观念的滥觞,并循此追踪,了解其后的生成、嬗变、转换、定型。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认识的运动与生成,发生学视角的介入,有助于文学史研究和文论史研究避免以今例古,从而把今天的理论立场和对于对象的真实历史考察恰当结合起来。因此,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既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创新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确立发展的坚实基础,意义十分重大。王齐洲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在这个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语录不可阑入古文”说的生成及现代省思

唐宋以降,禅宗语录和儒家语录大行于世,流风所及,许多文士在古文写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语录形式,或者掺入语录中的常见用语。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迄至清代前中期,“语录不可阑入古文”成为一种集体认同。在此过程中,方苞个人思想和文学实践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古文观念对于端正学风、维护古文体性、推动清代古文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有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又有其局限性。古文发展的事实证明,在合适的场合适当借鉴、采用语录形式,不仅不会伤害古文之体,相反会给古文的表达带来别样的趣味和效果。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问题域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未来的发展中,可通过对中西理论资源的研究,为拓展和深化自身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有助于正确认识文学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同时亦有助于满足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现实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需要在全面梳理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理论谱系及其中的关键术语和重要命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探究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密切关联,进而提出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路径和方向。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对中西伦理批评理论资源进行辨析和对话基础上,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理论拓展:拓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视域,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建构针对小说、戏剧和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进一步开展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批评方法的融合以及跨学科研究;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新范式建构。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文化—历史”观与“史学观点”比较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提出的'史学观点'以唯物史观作为自身的立论基础,因此有着与一般历史主义原则不尽相同的内涵。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多元化现状在不同层面上对应着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传统的社会历史观为导向的历史主义原则、以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文本或文化历史观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中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有着程度不一的启发和补充,但它们与唯物史观之间仍旧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作为“出版史”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是作为新闻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就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近些年有学者注意到中国报刊史研究的局限和不足,试图在新文化史的视阈中来拓展报刊史的研究空间,重塑报刊史研究的格局,提出的方法有作为"文化史"的报刊史研究、作为"媒介史"的报刊史研究、作为"现代化史"的报刊史研究等等。其实,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既是一种重要的新闻传播活动,也是重要的编辑出版活动。作为"出版"活动的中国近现代报刊研究多年来一直十分薄弱,众多中国出版史论著也主要以图书出版、图书出版机构和人物、事件等为叙事主体,这显然有其明显的缺憾。本文提出从"出版"这个新的视阈、新的维度来重新考察、认识中国近现代报刊发展史,以期对报刊史和出版史有所丰富和开拓,促进中国近现代报刊出版史的形成和发展。

出版生活史视阈下的史料研究

出版生活史的提出及发展,既是对“人”的“现实关怀”,也是史学本身发展的理论需求。史料之于出版生活史研究意义尤其重要。出版生活史探讨当以问题为导向,以史料为根基。出版生活史史料从形式、内容、本质几个方面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有效搜集、合理利用相关史料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模糊边界,明确焦点,同时注重鉴别史料真伪优劣,注重平等对待不同类型史料,谨防断章取义,还需加强对史料的多维审视。

文学批评的功能及其理想类型——以乔治·斯坦纳为中心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一书对文学批评做出界定,并提出其三大功能:一是向我们表明什么需要重读,如何重读;二是沟通;三是关注对同时代文学的价值判断。他同时提出理想的或'传世的'批评的三种类型:批评本身即是创作;批评家凭借诗才将个人权威经验糅入判断;批评文本标志着观念史上的重大时刻。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评述。

《诗大序》: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儒家诗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植根于丰富的中国理论资源当中,道德教化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中心,故作为中国古代诗论的经典文本,《诗大序》从整体上构建了一套以伦理教化为核心的诗学阐释体系。首先,在整合早期儒家文论与乐论的基础上,《诗大序》对“诗言志”的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将其纳入性情论的理论框架当中,进而为儒家诗学伦理批评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诗大序》还提出了与三家诗不同的“四始”概念,从结构框架上对诗歌的伦理价值进行塑造,并将之作为考察王道兴衰并进行道德教诲的重要依据。最后,《诗大序》将“美刺”作为主要手段,通过塑造道德榜样和委婉劝谏的方式以达到伦理教化的政教目的。

资本批判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劳动”中所蕴藏的“资本”的秘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发展显示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生成的脉络。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捕捉到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幽灵——资本。

《大学》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建构

朱熹承袭程颢、程颐的思想,认为《大学》是古代大学教人之法,其中经一章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古本有错字、错简和阙文。于是将“亲民”改为“新民”,对传文做了调整和补充,并为之章句,作为《四书集注》的首篇,产生了巨大影响。王阳明不同意朱熹的意见,认为《大学》古本既无错误,亦无阙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都是孔子的思想,指示了为学的进路。尽管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对《大学》的理解分歧明显,为学路径大不相同,但都以为《大学》阐发了孔子的教育思想。通过对儒学文献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大学》所针对的教育层次与孔子学校教育层次相同,“三纲领”与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契合,学为“圣人”与学为“君子儒”方向一致,“亲民”思想来自孔子,“八条目”也源自孔子的“为己之学”。参考出土文献和传世《曾子》十篇,可以得出结论:《大学》是曾参及其弟子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建构。

从“讲故事”到“操控故事”:元宇宙与叙事学的转向

【导读】元宇宙带来了叙事学的转向,故事情节的生成依赖于用户的操控,相比经典叙事学,呈现出从“讲故事”到“操控故事”的变化,这带来了故事的先在性与生成故事的区别。传统叙事中故事的本真性让位于元宇宙的故事生成机器。在叙事方式上,叙事的重点从叙事时间转向叙事空间。从叙事效果来看,呈现出从传统的幻觉制造、打破沉浸到元宇宙操控性沉浸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