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分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分行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区别于古典诗歌的重要特征,是现代诗歌形式研究中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总的看来,现代诗歌分行研究形成了以下几种路径:分行与现代诗歌形式新的审美体验;分行与现代诗歌新的节奏建构;分行与新的诗歌跨行艺术实践。然而,由于分行研究是建立在与其他诗歌要素有机结合基础上的,分行与现代诗歌文体建构的关系、分行是如何接受外来诗歌观念与艺术形式影响等诸多复杂的诗学问题均没有被充分阐释,有必要对现代诗歌分行做更深入的专题研究,为新诗文体建设提供诗学启示。

在比较中思考、前行——2016年外国诗歌研究综述

2016年中国学者在外国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外国诗歌文本研究、外国诗歌比较研究、外国诗歌翻译研究三个方面形成了特点与优势,然而在诗歌历史研究、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热点问题研究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批评方法也有待改进,研究对象有待扩展,研究深度也有待拓展。

重估、深化、再出发——2016年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6年现代诗歌研究依然呈现出充满活力的态势。流派群体研究以对早期象征派、1930年代现代派、七月诗派和西南联大诗群、现代金陵诗人群研究的成果为主要收获;个体诗人研究层面,李金发、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和穆旦等现代诗歌史上关键诗人的研究凭借新视角切入和新材料发掘,潜在的诗学品格得以重视、重估;新诗形式研究与现代汉语的联袂,深入至标点、分行、隐喻、格律等诗歌肌理,代表着近年新诗形式本体研究走向更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在现代诗接受研究领域,陈仲义的现代诗接受研究是2016年度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科学思潮与现代汉语诗歌形式变革

清末民初的科学思潮,是五四新诗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历史语境。科学思潮对汉语诗歌形式现代变革的影响,一是诗思的转变:体现为由古代汉语诗歌的感性抒情为主的诗思传统转换为现代诗思的知性重理或情与理的互渗,注重写实求真、率性求真、智性表达成为了现代诗歌重要表达方式。二是语言的变革:诗歌语言外来词汇与外来语法体系的引入、现代汉语虚词的普遍入诗、标点符号的运用等,促进了诗歌形式变革。三是诗体变化:现代诗行的分行排列、多元开放的节奏形态、自由体形式的选择带来的诗歌形式的现代变革等都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四是传播的变化:现代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与传播对象、传播空间的变化都与科学技术的变化息息相关,改变了人们诗歌的接受观念与欣赏习惯。

《慰劳信集》与卞之琳诗歌风格的转变

卞之琳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慰劳信集》标志着他的诗歌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受时代的影响,诗人创作激情被激发,出于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卞之琳并未放弃前期的艺术理念,而是努力探索个人的诗歌技艺与时代抗战主题创造性融合。与卞之琳前期作品相比较,《慰劳信集》在视角、诗境、意趣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同时代其他抗战诗歌相比较,《慰劳信集》选择了不一样的理性抒情鼓舞人心与赤子之心贴近大众的艺术途径。《慰劳信集》不仅展示了抗战诗歌的一种新风貌,也是忠实于诗歌艺术,面向大众读者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传播接受视域中的中国现代诗歌发生与经典建构

中国新诗的滥觞与经典建构,是与现代传播接受密切相关的。清末民初科学思潮的传播与大众启蒙是五四白话诗歌发生的历史语境;现代汉语传播接受决定了诗歌诗体形式的现代建构;外来诗歌的传播接受是影响新诗现代观念变革与形式变革的重要途径,其中又无不交织着古代诗歌精神传统与艺术元素的渗透;中国现代诗歌经典的建构是在中国现代诗歌的传播接受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参与了诗歌经典的建构;近现代学校教育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的传播与经典的形成。现代传播接受为我们深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新的生长点。

英国诗人拜伦在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形象演变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形象在中国先后经历晚清民初革命思潮、个体本位启蒙思潮、群体本位左翼思潮等阶段,显现出“豪侠”“摩罗”“浪漫战士”的鲜明形象意涵。从“豪侠”拜伦之重侠义内涵的形象特质征用,到“摩罗”拜伦之情感主体性高扬的启蒙立场开拓,再到“浪漫战士”拜伦之兼具情感主体个性与革命精神认同的现实遭际,拜伦承担了介入中国社会现实的形象符号功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人格想象,其代表的社会叛逆者情感主体的形象,深深根植于20世纪中国启蒙、革命诗学的历史土壤之中。

科学与中国诗歌审美趣味现代变革

作为五四启蒙思想核心的民主与科学,促进了现代中国新知识系统的形成,这种基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科学系统在社会领域发生泛化,以形而上的哲学观念与文化立场的形式存在,对中国诗歌的现代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对传统诗歌的思维结构和思维程序产生激烈冲击,传统思维重直觉感悟、重整体辩证的思维程式被重客观、量化、理性、实证的新方法所取代,表现为思维形式由以情为主转为知性重理,思维导向由尚虚为显到尚实为显,思维方式由字思维过渡到句思维,共同导致诗歌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变革与转向。由于这些思维要素的改变,相应造成了诗歌取材的客观化、情感体验的综合化、语言表达的逻辑化、审美趣味的知性化,由诗论、诗形、诗语、诗美等组成的诗歌系统发生了整体性变化,促使了中国诗歌审美趣味的现代变革。

华兹华斯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以17卷本《沫若文集》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诗译稿》为依据,分析郭沫若在不同时期对华兹华斯及其作品的评价,认为这些评价的不一致性根源于他在不同历史文化影响下对华兹华斯的认识和把握。然而,从郭沫若的诗歌中儿童世界的"光"和诗歌创作的题材及情感基调等可以看出,他在诗歌早期仍然受到了华兹华斯的影响。其受影响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与清末民初中国诗歌力图打破旧诗格律,建立现代新诗体系的历史要求和英国早期的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二是与他主动积极吸收外国文化的精神态度有关。但郭沫若并未全盘接受华兹华斯,而是在影响中又幻化出了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观和美学主张。

新诗声音的变革与重构

新诗声音是一个包括了新诗音乐性,不完全等同于新诗音乐性问题的概念。传统诗歌的歌性特征在新诗变革中发生了现代性转变。新诗倡导的文言合一、诗文合一,就是主张用说话的声音,按照自然的音节,用白话口语写自由的诗,替代适合歌吟的文言格律诗。现代诗歌的声音,强调语言与意义融合,是一种蕴含于思想之中的声音,把传统诗歌形式化的声音变为自由活泼的有生命的声音。诗歌的声音感受既是一种身体的感官活动,也是一种由意识参与的综合感官审美体验。诗歌声音的感官功能首先是诗歌语言的声韵作用,这种声韵包括文字的语音、语气、语调、词汇组合、语义结构等方面的声韵因素;其次,常常通过视觉作用转化为听官的感觉,作用于心官的体验,在现代诗歌中大量通过意象的象征化表现,呈现为一种混沌的虚实相生的混响。现代节奏是新诗声音的核心元素,一种在变化中有一定规律重复的开放性多元化节奏,是构成现代诗歌声音最重要的美学机制。现代节奏多元化形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自然的音节节奏、变化统一的对称节奏、分行建构的视觉节奏。现代诗歌变化的多样性节奏,从时间意义上让诗歌的声音与意义获得或停延、或呼应、或回响等表达的效果。

田汉现代歌诗中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

田汉现代歌诗的文体发生与发展,不仅寄寓着他从唯美诗人向革命歌者身份的歌性转向现象,还蕴含着左翼歌诗发生、转向的政治诗学问题。而该现象背后,涌动着田汉与当时声音环境体验间颇具现场感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观。一是田汉因其感性直观的艺术家气质,通过诗歌、批评等形式,从情绪感受到歌诗生成显现出“诗人—革命家”的歌性转向现象。二是田汉对歌诗传统的切肤体认,使他在感应革命声音诗学浪潮时,能自觉穿越歌诗形式之辩回到歌诗语言的政治修辞深处,在语言意指与话语实践中释放左翼歌诗语言的政治诗学能量。三是田汉歌诗中歌性形象化的听觉文化转向,融通大众与音乐的诗学观、主体意识、身体政治美学等文化政治意涵,已超出静观诗学范畴在歌诗语言运动中显示意义。因此,田汉现代歌诗在歌性转向、政治修辞、文化政治等层面揭示出革命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象,值得深入探究。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五四时期“文白”论争中的中间派

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是文学革命新旧思想交锋的聚焦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主要论争的派别之间还存在着中间派。不同于保守派的文言立场或者以文言改造白话的文言本位立场,他们总体上站在白话本位的立场,又能客观看待文言,认同文言的优点,与激进派在"文白"论争中的观点有所区别。根据他们对待文言与白话的态度及变化过程,中间派分为渐进派和改良派两种。渐进派对白话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部分认可,再到主动尝试白话创作的转变过程。他们最终认同白话的价值,但反对废除文言。改良派始终站在白话的立场一方,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当时白话存在的许多问题,既支持对白话进行改良,又主张借鉴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用。

1930年代中国新诗讲义与新诗的经典建构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新诗面临着重建新秩序的问题。1930年代,各类大学开始开设新诗课程,为学生讲授新诗,因而在新诗的这一初始阶段的传播过程中,对新诗规范的确立、知识的建构、经典的确认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课程讲义按照学科规范,遵循新诗的发展时序,梳理新诗的流变,挑选代表性的诗人和诗集,将新诗主张、诗歌群体编为前史,并予以命名,为早期新诗确立了基本规范,争取了学科地位与入史资格。其次,新诗的课堂讲义凸显了对讲述对象的价值评价,总结了新诗人及其新诗作品的历史贡献,初步建构了新诗的经典地位。再者,新诗讲授注重对新诗经典文本的挑选与讲习,为新诗发展提供了示范性引导,体现了新诗讲授者的现代性诗学意识。

新诗标题的现代变革

诗歌标题作为新诗的组成部分,形态多样,功能丰富,特征鲜明。新诗标题的现代变革,以中心词制题、意象性命题和开放性形态确立其基本面貌。与传统诗歌范式化标题不同,新诗标题以修辞的运用、叙述与抒情的参与和语言符号意蕴空间的建构,突显标题功能。新诗标题与诗歌内容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诗人常常将诗旨和隐喻嵌入标题,诗歌标题与内容在诗歌意义上相互生成。诗人自我意识的突出使标题具有个性化色彩和风格化特征,时代的语境也影响着标题的价值取向。

朱英诞山水诗与唐宋山水诗的精神汇通

朱英诞遵从“诗近田野”的古训,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中,留下了大量的现代山水诗。诗人在山水诗构筑的世界里,以山水为友,与自然诗意交会。继承唐宋山水诗人传统,朱英诞渴求乡村的平静与安宁,居于城市的他“以诗还乡”,诗歌成为归乡之途。他在唐宋山水诗的乐生信念中感悟自然与生命的合一,诗歌呈现出超越生死的生命意识。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他的山水诗有着现代社会生存境遇的寄兴,与单纯书写疾病、失恃、战争的唐宋诗歌不同,他通过身体感悟自然,体悟生命,将怀母之情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在山水中表达对战争与人生的领悟。唐宋诗人的江南情结、梦境与海天书写促使他领略远方与虚境之魅,朱英诞发挥奇想,建构乌有的江南故乡、白日梦与海天之景,完成对唐宋山水诗人的诗意回望,并在虚拟世界里进行精神返乡与人生思考。

中国古代对联的伦理内涵及其实现方式——以四川省威远县越溪镇的八副奇联为个案

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学中重要的文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载体,在世界上其他文化中,也许没有与此相同的文体存在。对联是与中国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和中国大地上所有的文化景观直接相联的一种文体。因此,中国对联的产生、内容构成与形式发展,都与中国伦理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直接相关。对联的伦理内涵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也以其丰富复杂而感染每一位读者。伦理思想来源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本土的宗教观念,而伦理思想的实现方式则是多姿多彩的艺术传达。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视觉形式与中国新诗文体建构

对于中国现代诗歌来说,视觉形式主要是指诗歌形式的可视化结构形态,即诗歌内容的结构方式和诗歌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视觉形态,具体表现为诗体结构以及诗体形象。中国新诗的视觉形式不仅是新诗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深度参与了新诗文体的建构。

新中国70年现代白话与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研究之检讨

现代白话诗语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突出的元素,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诗歌的形式建构。回顾新中国70年来现代白话与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研究的进程与现状,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语言变革与现代诗歌的发生。诗歌的现代变革承载着实现语言变革与新文学变革的双重使命,语言变革不仅影响了诗歌语言由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转换,还引发了诗学知识谱系的转型与重构。第二,现代白话对古典诗歌语言传统的继承。自'五四'白话诗开始,现代白话诗语与古代丰富的白话诗语资源处于一种复杂的交织与变革关系中,古典诗语资源在为现代白话诗语提供母乳时,也给现代诗语的建构提出了新问题。第三,现代白话对外来诗歌语言资源的借鉴。经过翻译而引进的西方诗学资源,不仅直接影响了汉语革新,促成了现代白话诗歌新诗体的诞生,还全面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革故鼎新。第四,现代白话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研究。诗歌语言的现代转型,关涉词汇、语义、节奏、格律、诗体等构成诗歌形式诸要素的对应变化与发展。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未竟使命,将是一个不断探索现代白话如何实现与现代诗歌形式要素有机融合的艰难历史嬗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