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弥补与替代：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基于W市流动儿童的调查

传统的理论视角认为,对于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支持必不可少。然而,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在更多的实际生活中,即使不是流动儿童的城市儿童,也很难达到这种理想模式。笔者认为,某一层次的某一支持因素脆弱或欠缺,并不一定会导致流动儿童必然的发展障碍,特别是在该群体其它方面支持比较强的情况下。一方面,内层系统、中层系统和外层系统之间存在着"弥补"的可能性,即三层次系统之间的支持功能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另外一方面,三个层次系统内部存在着"可替代性",即系统内的某一要素的缺失,可由该系统内的另外一要素替代其支持功效的发挥。

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与研究路径

围绕市场秩序何以可能的中心议题,社会学家摒弃了主流经济学里去历史性和非制度化的普遍市场模型,从市场的复杂性、历史性和制度化特征入手尝试去重新认识和解释市场现象,分析市场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机制。这方面的努力促成了市场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初,市场社会学沿着市场即网络、市场即制度和市场即文化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分别往前推进。最近一些年,市场社会学在多元路径上继续发展的同时,呈现出视角交融的综合路径趋势。针对各自拟定的核心问题,综合路径糅合了以往处于分割状态或被忽视的若干维度,着力分析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特定的关联模式是通过何种机制建构了市场。这种综合路径与古典社会学时代的市场研究相契合,是试图更完备地解释市场现象且颇具竞争力的路径。

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为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社会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其可以通过提供服务来参与社会治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但存在发展取向单一,服务实践不深入,发展不均衡,专业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建立社会工作制度,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设,创新社会工作服务方法和技巧,弥合宏观社会工作与微观社会工作的鸿沟,整合社会工作与其他社会力量资源,注重社会服务与社会改变,推进社会工作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

流动青少年犯罪类型的社会学解读:社会冲突论的视角

目前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犯罪学对该问题的研究着重于分析引起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本次研究采用社会学的社会冲突视角,对流动青少年犯罪的类型进行重新解读,试图通过冲突视角整合影响流动青少年犯罪的各种因素,从而归纳出犯罪发生的内在作用机制,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政法规制”与“社工服务”: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两只手”

社会治理何以有效、如何转型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具有统摄性和方向性的理论模型与路径指引。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样态发展与演变,可以总结提炼出社会治理过程中采用了控制与规训手段的“政法之手”和使用回应与服务手段的“社工之手”。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中,党领导下的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者与组织者,在确保政法手段这只硬手发挥宏观全局层面社会稳定器主功能的同时,加强“社工服务”这只软手,以发挥其在微观层面能及时回应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与需求、较快避免社会局部失序等方面的优势,是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关于流动青少年犯罪类型的社会学解读——基于迪尔凯姆《自杀论》的思考

本文借用迪尔凯姆《自杀论》中对自杀现象的分类框架,大致将流动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分为失范型,利己型和利他型,在理解《自杀论》原意的基础上,梳理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原因,并得出以下结论:家庭教育与支持的缺失、在学校中被过早"边缘化"、转型时期社会控制的滞后,使流动青少年处于一种失范状态;流动青少年在城市遭到排斥,没有合理的上升渠道。经济问题是利己犯罪的主要原因,青春期特殊的心理状态也是犯罪的诱因;流动青少年被小团体接纳,认同小团体的越轨亚文化,害怕被排斥的心理促使他们走上了利他犯罪之路。

互联网的社会向度与网络社会的核心逻辑——兼论社会学如何理解互联网

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应用技术,互联网具有一种超强的结合能力,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逻辑和工业化秩序。因此,社会学对互联网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互联网的技术向度,而应该立足于互联网的社会向度,即在技术与社会相互结合的后果中理解互联网。就网络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而言,虚拟时空集中体现了互联网的社会向度,并为社会生活的再结构、再组织过程提供了框架和逻辑。首先,互联网的技术粘性导致空间结构上的去中介化,实现了网络社会的虚拟整合。虚拟整合所产生的超越性社会事实,并不是一种涂尔干意义上的规范性力量,而是一种建构性力量。其次,虚拟整合与非序列化时间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进程压缩。空间维度上的虚拟整合和时间维度上的进程压缩,勾画出一幅网络社会的整体画面,即社会生活的网络化过程往往表现为在最短的时间实现最大程度的拓展。在这个过程中,通常伴随着一种瞬时的结构性优势和相对于工业化逻辑的倍增效应。

从“内嵌”到“互嵌”:重构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经济与社会

以“内嵌性”为核心概念的新经济社会学在过去4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既有研究受中层理论取向的影响,普遍看重经验层面上的贡献,对一般层面上的基础性理论反思有所忽视。就理论而言,新经济社会学在理解“经济”方面存在三个问题:看待经济后果不全面;对“经济”的定义过于粗糙和狭隘;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定义有所矛盾。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社会学过分侧重现实批判,激烈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照搬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问题,不承认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主张经济领域缺乏内生秩序,最终演化为社会还原论。新经济社会学若要在下一阶段有所突破,必须和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有更多对话。具体主张包括:提出“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理论命题;在理论框架中恢复经济领域的自发秩序性;对等看待经济与社会,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液态相互渗透的互嵌状态。

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跨部门协同治理的整合困境研究

推行跨部门协同治理模式是中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跨部门协同治理旨在促进部门间的协作以实现公共管理目标。在中国的协同实践中,却出现了运行失调、效率低下的现象。跨部门协同治理过程不仅包含组织间的业务协同,同时涉及组织间的关系协同。整合是协同的核心内涵,因此应从"政务整合"和"关系整合"两个维度来考察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实践过程。Y镇社区矫正的协同困境,说明应从制度环境和组织关系两个层面着手建构协同机制,既要注重协同机制的细节化和配套性,又要注重协同主体间关系网络的培育,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激发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能。

平台经济模式的发展与合法性建构——以武汉市网约车为例

新兴平台经济模式的出现重构了传统市场的交易机会、利润来源及分配格局,挑战了传统的市场结构、运营模式和治理机制。基于合法性视角对武汉市网约车市场进行考察,探讨新模式如何从出租车市场固有的制度模式和利益藩篱中发展起来的路径,可以发现:网约车平台通过建构基于用户体验的认知合法性和"补贴换市场"战略迅速占据了较大市场份额,也因对原有市场秩序和运作机制的破坏而遭遇旧市场主体抵制,并面临管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危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整虽然承认了网约车的合法市场地位,但严苛设定的市场准入条件也限制了其发展空间。平台经济模式的兴起本质上是过剩资本借助新兴信息技术和大数据进行逐利的新途径,借助"互联网+"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需以市场优化和增加全社会福祉为目标来寻求多样化的创新性治理模式。

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

在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过程中,一些处于相同宏观制度环境的地区,虽具有相似的自然资源禀赋且采取同样的产业组织形式,却在发展结果上大相径庭。市场体制视角关注政府与其他市场行动者联结的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强调其多样性特征,有助于揭示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机制。基于此视角对汀市与汉市小龙虾产业的比较分析表明,政府产业发展战略与会意机制的相互配合导致了同一产业领域市场体制的地方差异。不同的市场体制则通过建构出明显不同的产业组织过程、市场结构、政策利用机会和创新能力强有力地塑造了地方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固化并拉大了产业发展的地区间差异。产业发展中市场体制的效用发挥具有若干前提条件,在研究和实践中都应对此予以重视。

以事件为中心:中国网络治理的基本模式

在中国网络治理实践中,网络事件通常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从而形成了一种"以事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同时,由于中国改革深水区与网络社会的"相遇",使现阶段中国网络事件表现出高频率和高烈度的特征。从冲突论的理论模型来看,中国网络事件高频率、高烈度的基本特征使网络事件失去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并导致社会信任体系的撕裂。就治理效果而言,目前的网络治理存在一种治理结构上的错位,即"以平息事态为标志"的形式绩效无法解决社会信任体系的撕裂。因此,"以事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变革:在治理理念及其目标定位上,用"以避免社会撕裂为核心"的实质绩效取代"以平息事态为标志"的形式绩效;在治理措施上,从侧重于技术手段的信息阻断干预机制转变为侧重于制度化建设的信息披露干预机制。

小城市生活方式郊区化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广西Y市郊区的考察

近几年的小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反映出小城市郊区已然是个不可忽视的空间,这种以乡村旅游驱动出城入郊的人类活动趋势实质是生活方式意义上的郊区化。通过对广西Y市郊区的空间形态和市民群体的消费体验研究,发现小城市郊区在外生性经济、内生性文化以及空间的可及性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承接市民群体的生活需求,从而形成生活方式的郊区化。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趋势的郊区化现象,在未来将会伴随着中国城市化、郊区化的进一步发展转变成人口的逆城镇化常态。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在目前的城市社区发展中,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愈来愈重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促进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社区公共空间并非仅是单纯物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还是独立于政府部门和市场之外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领域。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空间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为未来的城市社区治理和良性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关系人口”与乡村振兴的主体培育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快速的城镇化持续虹吸乡村人口。人口数量不足、人口结构失衡、人才要素短缺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无法回避的问题。基于中国乡村振兴主体建设的实践与日本人才支援乡村振兴的经验,培育和引导作为主体和资源载体的关系人口,畅通、加快关系人口城乡流动的渠道与速度,是破局乡村振兴主体缺失的重要路径。作为与乡村有某种联系的人群,根据关系的来源和强度的差异,可以将乡村关系人口划分为“原生—紧密”“外来—紧密”“原生—松散”“外来—松散”四种类型。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加快城乡人口流动,分类培育和引导不同类型的关系人口到乡村发挥作用,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主体建设的根本出路。

产权、所有权和社会关系

过去40年,诞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争论背景下的产权社会学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围绕国家所有权、产权明晰和产权的社会后果三个主题,考察了这一领域的三个关键论点:第一,国家所有权并不必然是问题所在;第二,产权并不必然是明晰的才能发挥作用;第三,产权变革在本质上指向人,而非物品。产权社会学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均有重要意涵:一方面,应当避免不符合当下发展规律的“完全国家所有制”,同时在产权变革上区分所有制变革与组织变革;另一方面,将社会关系等因素纳入产权分析,以“关系主义”改造对物的产权理解。产权社会学的进一步突破须着力解决缺乏一般性理论框架和跨学科能力较弱的问题。

获得感、政治信任与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倾向

在农民工权益表达多元化的背景下,何种机制影响他们的权益表达选择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农民工获得感与其权益表达倾向选择的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获得感对他们最终所选择的权益表达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来自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的获得感有助于农民工更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来自私人关系网络支持的获得感则对农民工倾向采取体制内权益表达方式起到抑制作用,并促使他们选择体制外方式。来自政府支持的获得感通过提升农民工的政治信任而降低了其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应以农民工为本位,及时回应他们的诉求,通过提升他们的获得感来引导其权益表达方式的正确选择。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增强可行能力达致减贫——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西俄洛乡杰珠村为例

通过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来增强村民可行能力,可达致减贫。本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行能力概念为理论语境,以杰珠村为个案的研究认为:提高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是减贫根本目标,实现此目标必须全方位"突围":从生存的可行能力到生产的可行能力,再到发展的可行能力。围绕提高可行能力,更加关注供给无形村庄公共产品,如交往能力、实用技术培训等。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的减贫工作更强调政府责任,甚至中央政府的责任。减贫理念和实践应嵌入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实现内源式发展。

失独人群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心理援助

独生子女的死亡使失独者陷入急性应激障碍(ASD)之中,如果缺乏及时的专业干预,三个月后便进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阶段。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结构,往往使他们的病情在外部文化情境等结构性压力和核心依恋对象死亡等心理依恋断裂的双重作用下,发展演化为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因此,除了从源头上优化失独人群生活的人文情境以外,失独危机事件的应激管理、依恋关系重建为导向的心理治疗,是预防和治疗失独人群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途径。

基层政商关系模式及其演变: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基于政商的互动行为属性与政府或官员的行为目标,将基层政商关系模式区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非制度化合作关系、制度化合作关系、非制度化交易关系与制度化交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占主导地位的政商关系模式因宏观制度环境变迁而发生动态演变的一个理论框架。不同形态的政商关系模式在基层社会同时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政商关系模式则会在特定条件下实现转化。基层政商关系在现实中的实践逻辑不只是一种关系模式的建构和运作,更是一套关于国家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操演。基于法治准则和市场经济规则促进政商进行制度化合作是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实现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前提条件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