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近代武术家群体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武术家群体是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研究中的空白。迄今为止,涉及到这方面研究的著作或论文,近百余年来大致只有如下三个方面:一为体育通史或武术史专著中的武术家群体研究,一为武术论著或论文中的武术家群体研究,一为史学著作或论文中的武术家群体研究。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研究综述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成果表现在论文、论著数量的增多和研究领域的扩展,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传统与现代之间:试论五四反传统的歧义性

五四时期反传统者并没有脱离传统,呈现出复杂的歧义性,不但反传统者使用的武器是传统的,而且在反传统过程中还促进了传统的现代性研究。究其原因,可以从中西两方面来探析,近代救亡的功利主义心态使反传统者处于时代的紧张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观察视角以及生活经历都制约着反传统的步伐,使反传统依然呈现出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复杂的裙带关系则为理解五四反传统提供了另一个新视角。另外,西学的多元性选择、西方文化的两面性、西方破产论和西方思维的二元思维范式都让五四反传统呈现出多歧的复杂性,也使反孔批儒者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被忽视的受害者——南京大屠杀中美国传教士的另一面相

对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城里从事救济工作的美国传教士,以往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他们揭露暴行、保护难民的正义行为,本文则以大量史实为依据,提出了这些传教士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的观点,并分析了这种受害与其正义事业的关系。传教士受害的表现为:与家人离散,生死不知;与世隔绝,信息不灵;行动受限,有如囚徒;财产遭抢劫;生命遭威胁。大屠杀对他们造成的这种伤害并没有对他们的正义活动产生不良影响,相反,他们基于自己的信仰,决心以耶稣为榜样,从容地面对苦难,将日军的迫害转化成了坚持正义的力量源泉。

1892年襄阳府瘟疫透视

1892年夏襄阳府爆发瘟疫,酿成巨灾。有传言称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出钱贿人往井水里投毒,数千村民要杀死教士,被襄阳府官员及时制止,未成惨祸。这起事件中,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主要的诱因,广泛传播的谣言是直接原因,而其深层原因,则是近代以来天主教势力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及近代社会巨变中百姓心理承受力的严重脆弱化。

近代宜昌商会的建立及其特点

宜昌商会是在近代社会历史嬗变和清末新政改革的背景下诞生的。近代宜昌的商业发展和传统商人组织的繁衍生息为宜昌商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政府的法令政策是宜昌商会诞生的直接推动力量,又为宜昌商会的组建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安排规则。宜昌商会的社会基础、组织制度和角色定位表明,它是一个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相衔接、代表地方商人利益、新中有旧、容旧于新的新式商人社团组织。宜昌商会的诞生过程及其组织面貌折射出近代宜昌社会转型的进程与特点。

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

本文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论述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指出孙中山针对国民素质低下的一些表现,提出了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一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二是养成具有较高素质的国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大力推行普及教育,积极提倡教育平等,重视教师素质的提高,热情支持女子教育,极力促进教育改革,同时非常关注社会教育。从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中,可看到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多重影响,并有与时俱进、与国情结合的价值选择。

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在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之前 ,传教士们对日军的军纪充满信心 ,认为日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南京沦陷后 ,日军烧杀淫掠的疯狂暴行促使传教士们改变对它的态度 ,但即使在抗议、阻止、揭露日军暴行的时候 ,传教士们也努力发现日本士兵中表现较好的人与行为。对日本民族与日本人民 ,他们则一直都持欣赏的态度 ,他们所反对的 ,只是日军的暴虐 ,而不是日本国或日本人民 ,那种关于他们反日的指责不足为信。

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与辛亥宜昌“有序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宜昌商会已成长为宜昌地方最有"权势"的民间社团组织。面对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风暴,宜昌商会依凭其社团组织"柔性社会权力",通过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辅助革命党实现宜昌和平光复,辅助革命政权有序取代旧政权,辅助革命军政、行政事务有序推进。革命在宜昌呈现出有序进行的状态,宜昌亦随之保持了相对的社会稳定。宜昌商会在宜昌光复期间的政治作为,彰显了宜昌商人对社会稳定和工商业发展的深切渴望与追求。宜昌商会与革命党在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所结成的密切合作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显示了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人社团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辅助政治组织顺利施政中的独特作用,也反映出民间社团业已对政治组织实现政治目标的程度与效果具备一定的约束、干预能力。

民国武汉码头劳工纠纷及其影响:1927-1937年

近代的工人及工人运动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劳资纠纷更是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对于劳工间的纠纷却甚少有人关注。本文以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工纠纷为探讨对象,分析了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而考察了其根源及其对武汉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对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抗战时期教养保育院难童私逃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失教失养的难童人数众多,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慈善组织设立教养院或保育院,从事难童救济工作,但在收容的难童中,时常发生私自外逃的现象。难童私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儿童渴望自由;对教养保育院内的艰苦生活和枯燥环境不满;人际关系处理不恰当;家庭及亲人的吸引;到院外寻找实现理想的机会等。

辛亥时期暗杀活动与光复会的关系

光复会是在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的。其发起人之一的龚宝铨就是该暗杀团的成员,蔡元培参加了他在上海组织的暗杀机构。蔡元培和光复会其他领导骨干如陶成章、秋瑾等人都信奉暗杀主义。光复会中暗杀思潮的产生,既受到中国传统的刺客游侠舍生取义精神的熏陶,又受到欧洲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党行动的影响,同时某些宗教教义也对革命党人从事暗杀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光复会一些重要成员都曾实施或预谋过暗杀清廷大员或革命叛徒的行动,光复会的暗杀主张和暗杀实践对各地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缅怀先烈们舍身救国的英雄业绩,总结光复会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激励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是有一定裨益的。

晚清教案中的秘密社会——以1892年谷城教案为例

文章对谷城教案及鄂北地区秘密社会情况进行了考证与梳理,分析了秘密社会组织在谷城教案中担任的角色,并对秘密社会组织反对西方教会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探讨了秘密社会给清政府各级官员带来的压力,阐明了解决秘密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法。

"二度失望"后的抉择——刘师复信仰无政府主义起始时间考释及其他

该文通过对刘师复信仰无政府主义之时间的考证,指出刘师复之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不是在辛亥革命前不满意于清廷的统治之际,而是在辛亥革命后对共和政治失望之时。走上无政府主义之路,乃是他在"二度失望"后的抉择。作者进而指出,在"二度失望"的语境下思考民初的有关社会思潮。

犹忆京师初识时

有件事可能外人不大了解，书铎是我在北京第一个结识并且成为终生挚友的同行学者。

建国初我们党对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探索

建国初,随着土地改革在全国的实施,我国农村经济呈现出充满生机的发展景象。与此同时,这种景象中蕴涵的农村社会初步分层、分化等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向,也引起了我们党的高度重视。寻求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正确道路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主旨之一。我们党这一时期迈出的探索步伐,对于继续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

湖北新军是在张之洞从两江带回的部分江南自强军为骨干建立的护军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甲午中日战争吃紧之际，张之洞奉命摄两江总督篆，而且一度署江宁将军篆。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为了加强海防，曾仓促经营，“兵则新募于各省，械则赶购于外洋，炮台补救而未遑，兵轮整饬而非易。

论家族与和谐乡村建设的关系

家族与和谐乡村建设密不可分,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和谐乡村建设给家族生存发展和社会参与赋予新的活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关系的理论价值,并遵循这种关系的规律去指导和谐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

明代致仕官员的食俸与养老

很多人误以为明代致仕官员通过领取俸禄来养老,其实明代未曾建立致仕官员食俸的制度,赏赐和体恤只是少数官员才能享受的特恩。大多数致仕官员是依靠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多途径解决养老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