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路径与现状——近十年来“华中乡土派”的村治研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华中乡土派"在其中独树一帜,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到乡村治理研究,一直延伸到对农村社会运作逻辑的研究,研究重心不断下沉。以乡村治理为关键词,分三个层面总结"华中乡土派"近十年的研究路径与现状,以期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有所启示。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

本文通过对构成乡村治理基本结构三方面的要素,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以及乡村关系状况的考察,区分出四种可能的乡村治理类型: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和无序型,然后讨论了乡村治理类型的区域分布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分解乡村治理的结构,为抽象的乡村治理制度研究具体化、为可以实证展开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

当前,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观念转变上。本体性价值是指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意义。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辽宁省大古村农民的慎终追远、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被动摇,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道义观也受到"气人有、笑人无"等负面社会价值观的严峻挑战。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的负面因素很可能破坏村庄的团结,致使村庄共同体解体,以至村庄呈现原子化状态。当然,农民价值观的失落也与政策失误,如丧葬政策的失误有关。因此,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农民价值观建设;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等问题,为搞好乡村治理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持。

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

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一个导论

自清末新政开始,中央政府启动了“国家政权建设”,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开始改变,当代乡村治理得以发生。不管是晚清的“地方自治”,还是民国时期的“新县制”,均没有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而是出现了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任务直到人民公社时期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才真正得以完成,村庄的制度型权力也得以确立。分田到户以后,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从农村部分退出,国家与村庄的关系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推行农民本位的改革,村组的制度型权力逐步弱化,策略型权力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危机。由此,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就是村庄制度型权力与策略型权力的双重变奏。

试论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一、引论2006年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农业税在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皇粮国税已内化为中国农民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河北民谚'交了粮,自在王'(梁漱溟,2004:140),'自在王'是说国家不扰民,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原因不是国家不想治,而是传统国家是典型意义上的弱国家,缺少深入社会的治理技术。'自在王'的前提是'交了粮','皇粮国税'不可免。但是,皇粮国税不能太重,必须轻徭薄赋,税赋太重就会引发严重问题。

乡村治理与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1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城市化非常特殊.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城市化有其规律性,但中国的城市化有其特殊性,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到位、特别的理解就容易犯错误.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已经形成,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利用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优势,这种制度政策优势我们称之为“制度红利”.中国的城市化在全世界之所以能够独特,与我们的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和小农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雇用抑或外包:高治理负荷下基层政府的策略选择——基于福建橙镇“两巡”任务的分析

政府的雇用和外包本质上都是从组织外部吸纳治理资源,但是以往文献大多将两者孤立开来讨论,少有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进行分析。论文借助橙镇“两巡”任务执行案例,构建了“行政权威依赖-行政风险”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雇用与外包之间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完成任务的高行政权威依赖和执行过程的高行政风险,使橙镇必须采用雇用模式执行违建巡查;完成任务的低行政权威依赖和执行过程的低行政风险,为橙镇选择外包模式执行安全生产巡查留下了空间。(2)在向上负责制的背景下,为了保障升迁之途顺畅,官员既要确保任务能够有效完成,也要保证任务执行过程的各项风险能够得到控制。因此,只要完成任务需要高度依赖于行政权威或者执行过程潜在的行政风险较高,雇用模式都将成为首选;只有当完成任务对行政权威的依赖低并且执行过程潜在的行政风险低,外包模式才会成为可选项。

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国村庄规划范式的探讨

当下村庄规划大都借鉴城市规划,是基于精英决策的理性规划模式,造成了诸多问题。规划本质上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主体需求的制度安排。村庄的主体结构及其行为特征都不同于城市,这将重组规划的假设和前置条件,因此村庄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范式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范式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村庄的特质,指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并认为村庄规划是基于内生秩序的沟通规划。村庄规划应注重社会关系,促进沟通、协调和共识构建,规划师也要调整自身的角色。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大体上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据此思路,本篇报告将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状况做出描述。

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从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乡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主要根源于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脱卸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在国家集中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与合法性资源,以及乡村治权具有配置性特点的条件下,国家下达至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就十分关键,有上级的治理压力就有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它就能配置资源形成乡村治权,进行乡村治理。而没有国家的治理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就不会主动进行乡村治理。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治理困局,国家应该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

试论新闻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反作用

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约束,始终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绕不开的问题。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随后大规模向农村输入资源,但一个新的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蚕食了国家输入的各项资源,使乡村治理陷入新一轮困境。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关键在于改变资源输入体制、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增强基层社会自主性。

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兼谈乡村治理研究中的若干相关话题

村干部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对乡村治理状况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要理解村干部的行为模式,就必须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村干部虽然是自上而下行政建制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但其本身并没有被纳入行政体制进行管理,也不构成自上而下官僚体制的内在部分,而属于村民自治这一社会性建制的部分。

差序格局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农民公平观念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联

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农民公平观念与税改前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关联。坚持农民主位的研究视角,从村庄内部向外看,税费改革前出现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治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解决"钉子户"引发的农民抗税抗费行为,使农民基于享有土地承包权利和履行税费缴纳义务二者平衡关系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遭到了致命的挑战;而税费改革后新一轮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治理性危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禁止清缴农业税费拖欠的刚性政策再次挑战了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公平观念,客观上导致村级组织呈现出"悬浮"的状态,而普通村民则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均采取不合作的行为取向。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

微自治:乡村治理转型的实践与反思

"微自治"作为乡村治理转型的新探索,通过治理单元下沉、重塑基层自治主体等手段,以理事会作为组织载体,利用本土社会资源开展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这一实践形式不仅激发了基层的自治活力,促进基层民主发育进程,还探索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有效模式。然而"微治理"在当前也面临着诸如被行政力量吸纳和消解、缺乏法律和理论支撑等困境。

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湖北省京山J村的调查

以户籍在村的家庭为基础,结合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用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同时纳入土地变量,将J村农户分为脱离土地阶层、外出务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村庄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地位秉赋、政治态度、社会表现不同,维护基层秩序的能力和动力也有差异。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乡村治理应该适时转型,深入调查农民阶层的发展状况,有针对性地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整合阶层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政治发展。小农兼业阶层是当前农村的中间阶层,他们是融洽阶层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发扬基层社会民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应该得到积极培育和支持。

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农民阶层分化受宏观制度影响,并且对乡村秩序维系和基层民主发展影响重大。用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同时纳入土地变量,可以找到合适的乡村治理主体。在阶层分化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应该由符合乡村治理目标、兼顾多数阶层利益、注意维护乡村稳定大局、保证阶层公平和整体正义的阶层成员担任。比较中农阶层和富人阶层的阶层秉赋、治理方式、治理绩效,可以发现,中农阶层在维护村庄稳定、促进阶层整合、发展乡村民主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国家政权在新时期坚定的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