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在中国的三重投影

在跨文化传播与跨语际实践中,罗曼·罗兰在中国的接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段性,呈现出充满意识形态纠葛、文学艺术魅力和主体接受传统的多重面向。20世纪中国罗兰百年接受史主要存在意识形态批评、文体结构批评和历史文化批评三种批评形态。在不同批评形态和时代主流话语的综合制约下,中国学界在不同时期建构出不同的作家面向、人物形象和文本空间,经由重要报刊和评论文本表达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其中,作家评价经历了从冷遇到热捧的转变,人物形象经历了从钟爱到否定的嬗变,文本研究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流变,由此形成罗曼·罗兰在中国的三重投影。决定罗兰在中国接受态势的主要原因,虽有作家思想与作品内涵的影响,更多在于时局演变与诗学嬗变。中国学界与罗兰之间多元的价值考量与动态的阐释空间,表现出选择与疏离、认同与拒斥、正读与误读等价值取向,折射出不同时期中国学人的社会心态与思想状况。这既受中国社会态势、中法文化关系、文化传统特点以及时代主流话语等因素的强力规训,又与不同时期的知识体系与问题意识密切相关。

诗意的突围与根性的找寻——韩少功乡土散文的艺术诉求

韩少功的乡土散文是反思中国现代性的思想结晶,是中国乡土文学传统书写的现代承继。通过书写乡土世界对现代性不同层面的不自觉抵制,他呈现出一个个生命形态各异、丰富生动、独具特性与趣味的乡间人;通过动植物泛灵式的书写,他试图解蔽现代科技与现代理性造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感觉盲区;通过对乡土具象思维、悖论思维与神性思维的重视,他拓展生命的多边思维,重启神性思维对文学想象与文学审美的意义。由此,韩少功以灵动的诗意之笔,召唤现代人走入与大地相拥的生命实践,突围现代性的局囿而重返生命的诗意源泉。

《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

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传播过程中,美国汉学家罗伊斯·福瑟克译介的《花间集》具有不可忽视的阐释价值和诗学启示。就阐释角度而言,福瑟克从普遍审美意识和现代性理念出发,对中国花间词予以现代性体验和创造性阐释,认为它具有现实超越性、文本自律性、人工技艺性、创造想象力、主题多义性等特点,契合并遥指19世纪晚近西方兴起的现代审美症候。就译介诗学而言,福瑟克从跨语际译介和跨文化诗学出发,重视词作的结构布局与意象安排,关注词体形式的诗学维度及其与主题的关联,以“结构对等翻译法”赋予译文结构形式以审美意义和诗学价值。《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密切关联,呈现出既彼此呼应又相互彰显的张力关系。它植根于西方主体性与现代价值观的“自我想象”与“中国想象”,是现代性价值与民族性诉求之间互动的变异呈现。

从他者凝视到主体建构——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在当代欧美的接受阐释

伴随1980年代兴起的“动物转向”,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在当代欧美备受关注,呈现出从边缘依附到综合独立的演变态势。在接受态势上,当代欧美对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的接受态势主要以肯定认同、接纳欢迎和质疑反思为主,呈现出关注社会性与注重思想史的宏观特征。在接受作家上,当代欧美对动物书写的接受阐释具有均衡性、广泛性和多样性,既关注西顿、罗伯茨和莫厄特等经典作家,也瞩目桑德斯、博兹沃斯和柯伍德等知名作家。在阐释观点上,当代欧美对动物书写的阐释认知勾连加拿大殖民主体性、物种歧视、族裔消亡和身份建构等重要话题,牵涉加拿大肉食消费、生态伦理、性别秩序、大众文化等权力话语。在阐释路径上,当代欧美普遍将对弱势动物的关注与对少数族裔的同情和对女性群体的关心予以关联,关注其中的社会多元化、动物伦理学和文化差异性等热点问题。由此,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在当代欧美的接受阐释至少表现出三个宏观特点,即鲜明的跨学科性与综合性特征、强烈的泛政治化与泛文化倾向、明显的他者想象与主体间性趋势。

边缘叙事与颓废审美

当我们把“边缘”与“颓废”并置，并且作为研究当代文学的主词，初看显“突兀”，细细道来，却是近于文学史事实：而且，由“边缘叙事与颓废审美”的文学史梳理，以及中外美学史的知识考古，我们将获得对这一论题的多样性认知；并且，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将洞开一种新的路径，敞开一片新的文学风景。

罗曼·罗兰思想在民国时期的阐释演变

根据社会状况和阅读期待的不同,罗曼·罗兰思想在民国时期的阐释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赞赏罗曼·罗兰的独立精神,认同其和平主义思想;1930年代高扬作家的战斗精神,反思其和平主义思想;1940年代则开始质疑其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挖掘其普罗大众思想。就宏观态势而言,三个阶段之间有一脉相承的一致性和前后关联的逻辑性,即人道主义关怀与和平主义诉求是罗兰贯穿至终的思想内核,是作家自由独立、战斗精神和个人主义思想的底色和基础。三个阶段之间又有细微隐蔽的差异性和前后转化的变异性,即罗兰思想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自由独立、战斗精神和个人主义是作家思想的三个向度。罗曼·罗兰思想在民国时期的阐释演变,受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思潮和时代话语的直接影响与强力规训,显示出比较明显的政治批评功能和意识形态倾向,具有比较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