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病原菌特点与耐药性分析

目的探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病原菌特点及耐药性。方法回顾性分析821例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有84例发生医院感染,感染率10.2%,感染部位分布以呼吸道为主,占65.5%;共分离出86株病原菌,革兰阴性菌占68.6%,革兰阳性菌占26.7%,真菌占4.7%;分布最多的4种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占24.4%、19.7%、15.1%、12.8%;常见革兰阴性菌呈现出多药耐药性。结论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率高,病原菌耐药性高,应加强护理和预防工作。

微创钻孔引流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时机及疗效

随着手术技术的更新,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方法较多,如小骨窗开颅显微手术[1]和微创钻孔引流术等.微创钻孔引流较传统的开颅手术优势明显,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高血压各部位脑出血效果十分理想[2].对于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何时进行手术治疗是目前神经外科医师不断探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我院就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进行微创钻孔引流手术,旨在观察疗效评价以及患者预后生活能力情况.

三维CT血管造影在脑肿瘤微创切除术的评估作用

目的探讨64排三维CT血管造影(3D-CTA)在脑肿瘤微创切除术的评估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48例颅内肿瘤的临床资料,以容积重建法(VR)和最大密度投影法(MIP)行3D-CAT检查,并做出术前评估。结果肿瘤全切除40例,次全切除5例,大部分切除3例。无手术死亡及严重并发症。术后病理检查:脑膜瘤31例,胶质瘤6例,听神经瘤5例,垂体腺瘤5例,涎腺混合瘤1例。与术中对比,3D-CTA对血管移位、肿瘤包绕大血管,静脉窦侵犯及颅骨侵犯等吻合率均为100%,供瘤动脉的吻合率为70.8%。结论 64排3D-CTA对颅内肿瘤微创切除的手术入路设计及术中血管保护等具指导意义。

选择性栓塞在大型脑膜瘤手术治疗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术前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及选择性栓塞在大型脑膜瘤手术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13例大型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常规行术前DSA检查,其中10例患者行选择性肿瘤供血动脉栓塞,栓塞后4-7d行手术切除肿瘤。结果 10例栓塞患者栓塞后8例染色完全消失,2例大部分消失,所有肿瘤经手术全切,栓塞患者术中出血明显少于未栓塞患者（P〈0.05）,术中及术后无严重并发症。术后病理检查可见肿瘤不同程度坏死。结论选择性栓塞可明显减少脑膜瘤手术治疗的术中出血。

颅内破裂动脉瘤术后并发症的防治体会

目的探讨颅内破裂动脉瘤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及防治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9月至2013年1月收治的56例手术治疗的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术后并发症产生的原因及处理对策进行分析。结果 54例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包括发热46例(85.2%)、头痛48例(88.9%)、脑血管痉挛23例(42.6%)、脑积水5例(9.3%)和低钠血症19例(35.2%)。死亡2例(3.6%)。结论合理的并发症防治措施可有效改善动脉瘤患者的预后。

痉挛性斜颈的临床治疗

痉挛性斜颈(spasmodic torticollis,ST)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局灶型肌张力障碍,以颈部肌肉不自主收缩导致头颈部运动和姿势异常为特征[1]。本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国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ST发病率为5.7/10万~400/10万[2-3]。一、ST的病因及病理学1952年Foix用立体定向方法成功制作出痉挛性斜颈的动物模型,确立ST属于锥体外系运动障碍,为一种独立的器质性疾病[4]。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3在星形细胞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3(HDAC3)在星形细胞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1996年1月—2008年1月收治的283例原发性星形细胞瘤患者和52例复发患者,其中WHO分级Ⅱ级59例,Ⅲ级26例,Ⅳ级250例;收集其手术切除标本,提取典型病变区域制作成组织芯片(TMA)。采用荧光定量PCR检测HDAC3在肿瘤干细胞、胶质瘤贴壁细胞和星形细胞瘤组织中的表达,对TMA进行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HDAC3在肿瘤干细胞NCH421k和NCH441中的平均相对表达量为1.14和0.95,在胶质瘤贴壁细胞中为2.04,在星形细胞瘤中为1.06。HDAC3在瘤细胞胞核和胞质中呈阳性表达。HDAC3胞核总阳性表达率为16.7%(56/335),其中WHO分级Ⅳ级者为13.6%(34/250),WHO分级Ⅲ级者为0,WHO分级Ⅱ级者为37.3%(22/59);HDAC3胞质总阳性表达率为49.3%(165/335),其中WHO分级Ⅳ级者为42.0%(105/250),WHO分级Ⅲ级者为65.4%(17/26),WHO分级Ⅱ级者为72.9%(43/59)。23例复发患者两次TMA保存完整,其中5例WHO分级恶化,18例WHO分级无恶化。5例WHO分级恶化患者中,HDAC3胞核染色强度减弱2例,稳定2例,增强1例;胞质染色强度稳定4例,增强1例。18例WHO分级无恶化患者中,HDAC3胞核染色强度减弱2例,稳定13例,增强3例;胞质染色强度减弱4例,稳定9例,增强5例。HDAC3胞核阳性表达率与患者整体生存率呈正相关(r=0.148,P=0.007),阳性表达强度与WHO分级Ⅳ级患者生存率呈负相关(r=-0.503,P=0.037);HDAC3胞质阳性表达强度与患者整体生存率呈负相关(r=-0.140,P=0.014),阳性表达率与WHO分级Ⅳ级患者生存率呈负相关(r=-0.544,P=0.013)。结论胞核HDAC3的高表达预示较好的预后。HDAC3在胞核及胞质内的表达移位对胶质瘤的生物学特性起着重要调控作用。

前交通动脉动脉瘤夹闭术后并发中枢性尿崩症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前交通动脉动脉瘤夹闭术后并发中枢性尿崩症(CDI)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2018年1月显微夹闭术治疗的154例前交通动脉动脉瘤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筛选术后并发CDI的危险因素。结果154例中,术后并发CDI13例(8.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中动脉瘤破裂是术后并发CDI的独立危险因素(OR=15.642;95%CI1.035~236.447;P=0.047]。结论前交通动脉动脉瘤夹闭术中,如果发生动脉瘤破裂,临床应注意防治CDI。

血清Tau蛋白对脑外伤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

目的 探讨脑外伤后患者血清Tau蛋白浓度的动态变化过程及探讨其对脑外伤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56例脑外伤住院患者,收集伤后12h、1、2、3、4、7、14d的血清标本,通过酶联免疫法测定血清中总Tau蛋白浓度,分析血清Tau蛋白浓度与脑外伤严重程度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血清Tau蛋白浓度在脑外伤发生后迅速升高,并在伤后2d达到峰值,其后浓度逐渐下降,至伤后7d降至最低点,随后Tau蛋白浓度有小幅再次上升并趋于稳定.选取伤后2d为研究点,可见伤后2d不同级别脑外伤患者的血清Tau蛋白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重度组＞中度组＞轻度组（P＜0.01）;同时,外伤后2d血清Tau蛋白浓度与患者预后呈负相关（P＜0.01）.选取伤后2d血清Tau蛋白浓度大于116.04 pg/ml为评估标准,脑外伤患者预后不良的灵敏度为93.75％,特异度为92.50％;选取伤后2d血清Tau蛋白浓度大于372.1 pg/ml为评估标准,患者伤后一年内死亡的灵敏度为100％,特异度为83.33％.结论 检测血清Tau蛋白有助于评估脑外伤后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2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2（HDAC2）在星形细胞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83例WHOⅡ～Ⅳ级原发性星型细胞瘤标本和52例复发病例肿瘤标本，其中Ⅱ级59例，Ⅲ级26例，Ⅳ级250例。运用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法探讨HDAC2在星型细胞瘤中的表达和分布。提取肿瘤组织、肿瘤干细胞和胶质瘤细胞株细胞RNA进行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分析HDAC2表达水平。结果约85．6％的肿瘤细胞核阳性表达HDAC2，大约33．5％的肿瘤中有超过75．0％的肿瘤细胞阳性表达HDAC2。在10组WHO病理级别升高的标本中，可见HDAC2的表达强度在1例中减弱，在7例中增强，在其他2例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23组WHO病理级别无差异的复发肿瘤标本中，可见HDAC2的表达强度在6例中减弱，在10例中增强，在其他7例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DAC2仅仅表达于肿瘤细胞，内皮细胞和小胶质细胞都没有HDAC2的表达。HDAC2的表达与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的表达密切相关（P〈0．01）。在WHOⅣ级病例中，HDAC2的表达与患者预后临界相关[风险比（HR）=0．7343，95％可信区间（CI）（0．5252～1．0470）；P〉0．05]。低于75．0％瘤细胞HDAC2表达的病例的中位生存时间为425d，远远高于超过75．0％瘤细胞表达HDAC2的病例的350d。结论HDAC2在星形细胞瘤细胞增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天性颈内动脉缺如合并颅内动静脉畸形一例并文献复习

先天性颈内动脉缺如是一类罕见的脑血管变异,其侧支代偿的机制尚无定论。本文报道1例先天性颈内动脉缺如、通过海绵窦间的吻合建立侧支循环、合并颅内动静脉畸形出血的患者。采用血管内栓塞治疗后,患者恢复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