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盛事,也是载入人类史册的大事。在过去的100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明确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为了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领会全会精神,杨国斌对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进行了访谈,就如何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如何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病毒式谣言及其治理研究

有效提升治国理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一环是深刻认识社会信息的复杂性特征及其活跃因子。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病毒式谣言始终伴随疫情起伏的全过程。从社会认识论角度来看,病毒式谣言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呈现寄生性、变异性、危险性及复杂性特点。病毒式谣言的“爆发”和“流传”集中反映在丰富的传播需要与感性的集体表象、信息阙如与人的信息饥渴、传播加速与人的有限性、社会价值纷争与人的价值预设等矛盾冲突中。病毒式谣言的治理也须运用复杂性思维,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时机、治理技术、治理功能等维度构建治理体系,实现健康的传播。

国家治理研究的问题域、价值取向和支撑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新境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根据当时的国情，实行的主要是差异化战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快有慢地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梯度性地推进改革开放，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一部分群体先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成就辉煌，但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

总结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我们发现一些基本共识和共性问题,就共同观点而言,都强调现代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国家治理方式的合作性、国家治理过程的互动性和国家治理工具的多样化;就共性问题而言,主要包括间接民主的内在困难、后官僚制的内在困难和合作共识的内在困难等问题。

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与“术”

超大城市是承载着上千万人口的空间实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引擎,对超大城市这一巨系统的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道”“术”并举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其治理现代化之“道”表现为把握城市发展大势的战略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持守正创新的方法原则、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国担当;治理现代化之“术”主要包括全周期管理打造韧性安全的超大城市,协同共治汇聚超大城市治理主体合力,科技赋能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文化引领夯实超大城市治理的精神根基。把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与“术”,对于我国提升超大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研究

完善农村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机制,是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经过一段时间试点,农村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机制,主要面临着农民腾退意愿不高、村集体回收能力不足以及相关制度法规不健全等问题。推动该机制进一步完善,首先要站稳人民立场,切实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维护好农民切身利益;再就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既要盘活土地资源,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也要防范化解可能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此外,还要完善相关的制度法规,重点明确宅基地的物权属性和法权关系。

平台经济模式的资本逻辑及其治理

平台企业打造的“数据飞轮”资本积累新范式是将数据生产、数据应用、数据消费三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一系列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了三者之间的循环转动。其主要竞争优势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高度自动化、资本过度积累的潜在性低,以及开辟了平台化组织方式等。平台企业在积极发挥资本正面效用的同时,平台资本垄断风险也在加大。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下,先关注平台价值创造和创新,再关注竞争,细化反垄断规则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运用,并结合柔性治理和软法治理等手段,规范和引导平台资本健康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建构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二者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目标,以多元平等为共同原则,以协商合作为共同方式,存在内在的紧密关联。同时,国家治理的完善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发展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关键路径。推动国家治理进程与发展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过程。

农民工党建:流动人口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科层式的流动人口治理模式无法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口治理目标,反而诱发了治理环节中的多处张力,即农民工多元需求与体制有效回应之间的张力,服务供给与科层体系碎片化之间的张力,组织缺失与权益保障之间的张力。调查发现,浙江玉市通过加强流动人口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再造了流动人口的治理组织、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通过吸纳流动人口中的党员,调动社会资本和协商整合利益等机制,适应了流动社会的流变性和规则的多元性,提高了治理效率并降低了治理成本。流动党组织具有社会性、先进性与政治性的特征,在对其党员的管理上,具有跨越属地管理的绝对优势。因此,加强党的领导,采取流动人口党建的模式,有利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多元参与,形成社会共识,从而有效契合流动社会的治理需求。

国家治理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认识历程、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转换

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的思想认识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且映射出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演进逻辑。形成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进程中的协商民主,在全过程与常态性、加速度与即时性、共识度与协调性等多个方面彰显出了中国国家制度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合理路径为:在思想引领方面,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建设;在价值规划方面,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多元化;在规范体系方面,着力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规化;在物质基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决策智能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问题

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政府应该增强制度性权力,消弱专断性权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既面临着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也面临着自身的角色定位、素质能力、治理方式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加速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应强化国家善治理念、完善国家治理制度和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为欧阳康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2014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研究纲要,全面论述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目的、视域、思路、框架与方法等,构建了一个包含国家治理的理论与比较、体系与政策、评估体系与实施方案、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决策支持体系等构成的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省级治理的定位与使命——在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之间

开展省级治理研究是当前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必要层次。迄今为止,国内关于治理问题的研究,大都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入手,然后直接进入到社会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很少有人专题研究省域治理。相应地,在省级治理研究方面有影响的成果也非常少,这给该领域的研究增加了难度,也带来了困惑。而在中国的实践中,省级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由中央到地方下移的非常重要的层次,也是地方治理的高端层面。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理论为视角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关涉到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的实现。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宏观论述了党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论的客观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社会治理理论所蕴含的治理理念、所倡导的治理方式及所追求的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探讨了党对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升化,指出社会治理理论是党基于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和社会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创新性发展。

国家治理与文化创新

通过对国家治理的合理界定,方可揭示国家治理有着不可或缺的文化维度,并确定文化在国家治理当中的定位。探讨国家治理与文化创新的相互关系,应当超越工具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的视角,而是基于国家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化和组织民间化的基本预设,去探寻政府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所必须依托的文化条件。从实践逻辑上说,文化创新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必要精神条件,而从因果关系上看,由于中国文化内生的创新性不足,需要由国家治理来全面推动文化创新。

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国家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研究----从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经典角度透视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规律,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表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然而,国家的分立及国家间的竞争,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抢夺资源,自然生态遭到掠夺式破坏,进而引发自然和社会双重危机。因此,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刻认识国家发展与自然资源的辩证关系。各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维护自然生态安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协商民主制度是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其地位而言，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就其适用范围而言，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不仅适用于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也应广泛运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

国家治理视域下福山的国家构建理论评析

如何更好地进行国家构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已成为当今各国和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核心议题。弗朗西斯·福山基于对历史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深刻剖析,提出了经由"国家构建"而推进国家治理和谋求世界秩序的道路,建立了系统的国家构建理论。通过建立"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提出国家构建的关键在于提升国家制度能力,核心目标是构建"小而强"的国家,并分析了国家构建的国际合法性问题。深刻发掘其国家构建理论的核心内涵,并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论评析,可从中汲取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理论资源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