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首部恩格斯著作中译单行本的出版与意义

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著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920年8月20日出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郑次川译本是该书最早独立成册出版的中译本,也是目前国内已知的恩格斯著作首部中译单行本。这一译本的出版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版界对时代思想诉求的主动回应,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传入中国伊始不仅有政党力量的推动,还有着社会层面的参与。郑次川所作的译者序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早期传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以帮助其适应中国语境、扩大影响力的尝试。该书的底本来源和译本内容反映出日本渠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对于“信、达、雅”的不懈追求。郑次川译本因其较高的文本质量、独立成书的出版形式、强有力的发行宣传得以迅速再版并在社会层面广泛传播,对后续译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郑次川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同期出版、“相辅而行”,一起将马恩著作传入了中国,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高潮。从引入传播先进思想、推动中国转型进步、实现社会改造理想的角度而言,二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共同的社会作用,应“等量齐观”。

复兴公共行政科学:以“统一价值论”为视角

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属性涉及对科学这一复杂概念的不同理解。从主流科学的概念及研究标准来看,公共行政学是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因果联系和一般通性与规律的科学,这个界定既符合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初衷,也与当前中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实践需求相吻合。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百余年历史中,早期威尔逊、韦伯、古利克、厄威克、西蒙等人对公共行政某些原则、共性的探讨促成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的诞生和发展。然而,著名的"达尔三问"涉及如何看待公共行政中的规范价值,如何较充分地认识公共行政领域中人的行为,如何独立于各国的社会环境发现范围更广泛、普遍正确的三个重要原则问题。"统一价值论"把价值视为推动耗散结构有序化进程的能量,它以自然科学的基本公理为前提,用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的方法来精确计算价值大小,解释价值现象,以此理论为视角能有效解答达尔的三个疑问,对于推进公共行政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融通公共行政学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之争、缓解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亦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