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基于晋江市梅庭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体系,把“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主体性思想引向实践的深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等论断。晋江市梅庭社区治理模式生动展示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地方探索。梅庭社区“一核六元、三大服务”的治理思路,在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探索和总结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三重批判及其社会政治哲学意义

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呈现出对现代社会政治国家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的整体特性,这是与他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哲学批判使马克思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同私有制和私有财产这个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确立了人的解放必须从现代社会的宗教崇拜、国家崇拜和金钱崇拜中超拔出来的社会政治哲学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从私有财产、物化关系与资本逻辑的结合中诠释了现代社会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及其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政治哲学,架构出了马克思为政治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学支撑的实证道路;意识形态批判则使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观念论基础的批判,为破除附着在政治国家身上的所有权崇拜和社会符咒、为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及其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扫清了道路。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性接纳——论《物理学》卷1章1中的一个“普遍”疑难

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卷1章1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对我们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就其自身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在阐发这一研究进路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探索原因的科学研究都从某种“普遍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个别的事物。这种观念将读者带入某种“普遍”疑难,因为它既不符合我们对科学研究以“普遍”为旨归的常识性认知,也无法与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他文本中对“普遍”的相关论述相调和。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读者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此处对“普遍”的不寻常运用也许有其柏拉图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意义上分离的、作为某种普遍之物的理念理解为是对事物实存的某种确认,并把它作为不可分离的属■或者本质属性■接纳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并视其为某种科学研究的起点。

国家治理中人民主体的责任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需要增强人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强调了人向主体转变的道德意志和独立见解,强调主体行为的责任价值。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主体的抽象性,强调了主体的历史性和总体性存在。责任是主体对自身行为之过程和后果的负责、追问、质疑乃至处罚,国家治理中人民主体性应该体现在对国家和对个人两个层面上的责任。

论胡塞尔感受概念的经典图像及其困难

感受或者感觉材料概念有深厚的哲学渊源,也是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中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根据有关胡塞尔感受概念的经典图像或理解,感受是内在于意识的内容;意识在感受基础上构建起意向对象;感受有充实认知性的意向活动的功能;感受自身并非认知对象,却能够被体验到,并被现象学反思所把握。同时,感受还具有内在性、非意向性、被动性、非概念性、非构造性、非独立性等核心特征。然而,这个经典图像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意识可能无需在感受基础上构建对象,感受也无法充当充实。感受概念还得不到任何认知上的确证——因为,即便根据现象学的标准,反思不能为此提供任何证据。同时,感受可能也并非内在的,而且还具有意向性、概念性和构造性。对经典图像的合理批评倒逼我们在先验—生成现象学中寻找更为合理的感受概念。

苏联解体:不同意识形态的解读及其影响

2 0世纪9 0年代以来,围绕苏联解体的理论解释路线多元纷呈,折射出后冷战时代全球观念政治秩序重构中的种种不同的势力图谋。依循认识论逻辑,形形色色针对于"解体"的认知观念可分别划归到客观主义路线、主观主义路线、道德主义路线和历史主义路线之中。从意识形态类型上看,"解体"阐释成为马列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俄罗斯共产党以及俄罗斯戈尔巴乔夫支持者等彼此殊异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性表达。苏联解体的中国解读表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重振主流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认同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信仰,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力的强烈愿望。

艺术活动与真正自由的劳动——对马克思自由观的一种解读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探讨人的实践活动时提到艺术并指认艺术活动是“真正自由的劳动”典范。在马克思对照的语境下,有关自由劳动的问题源自于实践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外在性意义之间产生的断裂。而在马克思看来,艺术活动在实践范式上象征着人的本质力量以自身为目的的实现,体现出对于既定的外在必然性或功利性的彻底扬弃,因此它被马克思视为自由活动的理想形态。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活动被迫丧失了这一性质,但是在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论述中,艺术活动与自由之间的这一紧密联系仍是理解马克思自由概念具体意涵的关键线索。

国外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回顾与争鸣

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政府通过税收的方式激励慈善捐赠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激励作用。一方面,它能够鼓励(潜在的)捐赠者进行捐赠;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税收优惠被滥用和不公平竞争。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于该项政策以专章做出规定,但这些规定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本文围绕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原理、制度设计和成效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指出国外学者对"税基原理"和"补贴原理"、制度沿革及建构、"‘富人慈善’说"和"最优税收补贴率"等问题有所争论,这为我国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的逐步完善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方向。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三重批判

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史之所以体现出从社会政治哲学主题的确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的择定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乃是与他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三重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现实的个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需要明确主体承载,该主体即马克思所提出的"现实的个人"。主体是责任和权利的统一体,既是"活动者"也是"享受者"。"现实的个人"主体强调活生生的有理性和德性的生命存在,它既包括总体主体又包括个体主体,本身蕴含着责任规范和道德伦理的内在逻辑。先天条件、个性偏好与自身能力差异导致主体履行义务的不均衡,"活动者"可以是"享受者",但是"享受者"不一定要是"活动者",两者矛盾困境的解决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崇高性及其主体的德性。

知识的“实用侵入”问题:从两种规范性的视角看

“实用侵入(pragmatic encroachment)”问题是当代知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即:一个认知主体S是否知道命题p会随着实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通过高低风险情形的对比,人们发现,认知状态既牵涉与命题相关的证据,也牵涉行动目标能否实现的风险。“实用侵入”问题展现了知识的认知规范与实践规范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为了实现行动目标,人们以知识作为指南,在求真过程中对信念的认知合理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风险的升高能够让实践规范“压倒”认知规范,使人们将实用因素而非证据作为行动合理性辩护的主要理由。在行动的合理性辩护框架下,不难看出,实用因素是否“侵入”知识取决于认知者(行动者)是否侧重于实践规范而非认知规范。

亚里士多德“德性”概念的三层涵义及其内在统一

因所指对象和使用场景的不同,亚里士多德伦理著作中德性一词的内涵往往有所差异,但仍然是相互联系、彼此支撑的。德性的原初意义表示一切事物本质功能的完好发挥以及事物朝向自身目的的完满倾向,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目的论展开;在伦理讨论中,德性往往是道德德性的简称,表示行为者的选择合乎适度品质的基本要义;在最终意义上,德性是行为者为了实现幸福生活所要具备的完满灵魂品质,是人类突破自身有限性与条件性的现实途径。伦理学的实践性本质是理解德性的三层涵义递进及其内在统一的基本前提,德性统一性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双重维度。

胡塞尔的感受概念与其先验转向

感受被设想为有双重功能:第一,感受作为呈现性内容,是意向性的经验基础;第二,感受作为意向性活动的认知充实,在对经验性意向行为的明证活动中充当认知理由。胡塞尔早中期现象学中,感受还被刻画为被动性、非概念性和非构造的内在于意识的素材;而在先验转向之后,胡塞尔倾向于修正这一理解,感受拥有主动性,概念性和构造性。然而,这两种理解都会从构造和认知理论上带来两难困境,要么无法解释意向与认知活动的经验根基,要么会走向观念论。这个两难困境根植于感受概念本身,或许可以在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中得到解决。

习近平在宁德执政思想与地方经验初探——以习近平《摆脱贫困》为文本依据的考察

领导人的政治品格和工作作风是历史形成的,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理念同样是在其长时期的执政实践中逐渐形成并日益成熟的。习近平曾在福建宁德主政近两年,为宁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思想观点,也为其日后长期的执政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这些思想观点有助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也有助于全面把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

新生殖技术的去身体化、身体自决与身体完整性

新生殖技术对妇女生殖的去身体化,一方面在于它通过可视化医学技术比如超声波图像分离了孕妇和胎儿,使母体成了胎儿的“背景”,另一方面在于它将妇女完整的身体碎片化为可以流转的身体部位,甚至成了生殖市场上交易的商品。针对这种去身体化问题,西方世界发生了妇女争取身体自决权的运动,但由于理论上局限在生物决定论和“个人选择”的权利话语,妇女身体自决不仅没能实现,反而变成了一种选择悖论。现象学虽然以其对具身主体经验(“我能”)的思考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它只有结合女性主义对性别、种族等问题的分析,才能真正重塑女性生殖自主性和身体完整性。

古代中国外科手术传统从哪里开始?——“手术传统”概念下的起点新认知

外科手术传统是指专门训练的人从事的较复杂手术,它有明确外科诊断、明晰手术程序和完备手术器械。基于此概念,古代中国手术传统的形成既不是5000年前开颅手术和2500年前腹部缝合术,也不是战国扁鹊和比附印度佛教故事的华佗外科手术。古代中国手术传统从汉代《五十二病方》割除内痔手术开始有明确记载,隋代《诸病源候论》肠缝合术标志着古代中国外科手术传统的确立,古印度眼科手术传统在唐代融入中国,唐代蔺道人《理伤续断方》标志着古代中国骨科传统的创立。

卢森堡与考茨基关于原始基督教的诠释

对基督教起源和历史的诠释,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的诠释,具有开创的意义。作为恩格斯后继者,卢森堡和考茨基都把原始基督教理解为当时条件下的激进运动,并且发现了它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共同点。但是,与恩格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原始基督教共同体主要来自当时社会的无产阶级,而不是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它宣扬的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代表了一种原始消费型的共同体观念,这也是它无法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卢森堡和考茨基对原始基督教激进的诠释,由于脱离了社会生产方式,其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马尔库塞论宗教的革命作用及其理论困境

马尔库塞对宗教的思考,不仅揭示了宗教作用的二重性,即"解放形象"与"统治形象"的矛盾,而且他后期还思考了宗教在改变世界中的积极作用,并希望复兴历史上的异教因素刺激现实革命。在此方面,他创造了一种弥合了宗教经验的政治激进主义,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批判思想"相遇"。但是,马尔库塞对"大拒绝"的思考,他的总体革命的要求,他的全方位的批判哲学,都带有一种潜存的弥赛亚主义倾向,这最终无法与政治革命统一起来。他的思想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想通过宗教刺激现实革命,但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实革命的限度,因为这无法满足宗教救赎的要求。马尔库塞对宗教的思考,今天仍然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政治与宗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