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崎回族依托文化融合推进“海丝”先行区建设研究

泉州市百崎乡村民的80%为郭氏回族、阿拉伯后裔,有独特的伊斯兰文化渊源。全乡旅居台、港、澳的同胞和东南亚的侨胞达2万多人,商贸联系紧密。推进“海丝”先行区建设,百崎回族拥有作为阿拉伯穆斯林后裔的优势、与中国台湾鹿港等地回族同根同源的优势、与东南亚国家具有相似“综合的文化”的优势。依托这些独特的优势,并挖掘其经商潜能,百崎回族完全可以在与中国台湾、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商贸合作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网络的层次结构及其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UNCTAD发布的班轮双边运输连通性指数和港口运输联通性指数,分别构建以国家/地区和港口为节点的复杂网络,分析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网络的层次结构及其时空演变,研究发现:(1)港口网络形成以中国、东南亚、东北亚、欧洲为中心的格局,整体呈现小世界性,符合“核心-边缘”理论;(2)在层次结构方面,当以国家/地区为节点时,可分为核心区、半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四类,当以港口为节点时,可分为枢纽港、半枢纽港、干线港和支线港四类;(3)在港口网络时空演变方面,124个港口形成的八个子网络中,中国、东南亚、欧洲、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子网络与整体一致,呈现分散化、均衡化趋势,南亚、西亚子网络处于波动调整阶段,东北亚子网出现集聚化趋势,并且各港口子网络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强,中国、东北亚、东南亚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4)港口网络演变受到港口合作机制、港口政策与战略、港口技术、枢纽港规模效应和极化效应等影响。该研究为推动海上互联互通、开展港口合作、优化班轮航线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闽籍华侨华人对福建企业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海外移民网络的视角,将福建海外移民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结合探讨了闽籍华侨华人对福建企业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并采用2007—2014年企业层面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闽籍华侨华人对福建企业文化产品具有显著的出口带动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存在企业和产品“异质性”,表现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带动作用超过非加工贸易企业,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带动作用超过本土企业,对核心层产品的出口带动作用超过相关层产品。

印尼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和我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有重叠和合作空间,也存在竞争。印尼一方面乐于通过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其"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提升其国际地位,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印尼国内也存在反对的声音。中国可将印尼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示范、中介和重要市场,并注意从印尼最为关心的海上互联互通和出口型制造业两大方面与该国战略对接,注重形成"点、线、面"的一体化协同。

马来西亚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角色

与一些东南亚国家普遍的"谨慎和观望"的模糊态度相比,马来西亚政商各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给予了更多的正面回应和支持,但其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实现本国经济目标为诉求,坚持东盟是外交第一方向,且不希望本国和东南亚成为大国博弈的场所。中国可以将马来西亚定位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多方共建的重要平台及合作共赢的良好示范。通过和马来西亚签订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性协议,加强与东盟互联互通规划(AMPC)对接,创新伊斯兰金融合作,以及依托马中关丹产业园、巴生港自由贸易园区、依斯干达经济特区等强化国际产能合作,可以推动丝路共建、实现互利共赢。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国家版图安全及其治理

正确国家版图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象征,反映一国政治观点和外交立场,是特定政治话语的表达。地图是国家版图最常用、最直观、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问题地图”表达了有悖一国主张和利益的政治话语。中国版图表达深受“问题地图”困扰,频发的涉华“地图门”暴露出系统性国家安全风险,版图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从全局上把握版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版图意识缺位、外方地图作妖、不利话语生态、技术便利条件、地图服务困境共同造成了中国版图“问题地图”泛滥。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民版图意识宣教、深研境外“问题地图”机理、打破西方传统地图惯例、创新完善地图治理监管、深化地图服务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推动版图安全治理。公开地图所涉他国版图表达的联动安全风险亦需警惕。

泉州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思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本质上是连接各国和地区的全球化经济网络。泉州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就是要努力成为“海丝”重要的中心节点城市。为此，要发挥华人华侨和“海丝”历史文化的独特优势，重点面向东南亚，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贸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具体地，要充分发挥华人华侨尤其是华商在参与建设、协助公关、舆论宣传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以“侨”为渠道，织就市场营销网络；以“侨”为中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侨”为伙伴，助力互联互通；要发挥泉州贯通海上和海外的特色和优势，成为新丝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其一，加快“泉州港’’建设、推进港口合作、拓展“海丝”航空网，建设海上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其二，建设轻纺鞋服境外工业园、推进石材产业园海外布局、推动海外交通物流投资，打造“海丝”生产价值链；其三，实施“海丝”服务贸易促进工程、“海丝”经贸深度拓展工程、建设“海丝”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打造“海丝”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其四，筹划“海丝”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展示“世界多元文化”，形成“海丝”文化合作窗口，织就“海丝”文化交流的纽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非洲资源依赖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7年20个非洲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非洲资源依赖国制造业发展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该影响主要通过技术溢出与基础设施发展来实现,这表明中非投资合作是助力非洲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这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国家认为中国试图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此外,研究结果还发现,非洲制造业的发展有待于其贸易结构的优化、非正规经济的抑制、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等。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推动中马“一带一路”合作研究

当前马来西亚共有华人人口将近700万人,人口占比将近1/4,并拥有众多华基政党和华人社团,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态度总体积极,但也面临诸如华社内部政治力量分化、马来人特权限制和现实对接中的困难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马来西亚出现建国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中马两国合作面临较多挑战的情况下,中国更应注重发挥华社作用,同时避免相关敏感问题的出现,积极稳妥地予以应对。

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空间经济效应:促进中国东西部协调发展的视角

中国西南内陆直通印度洋的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合拢、西南地区“向海开放”的重大工程。构建三国四地区的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资本模型,在传统东部出海贸易通道、新通道开辟、新通道高水平联通3种情景以及辅之于向西转移的产业补贴政策和促进西部与东部联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两种情形下,模拟分析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空间经济效应,结果发现:(1)传统东部出海贸易通道下,中国深化开放政策有利于工业生产向拥有大市场的东部地区转移,但这将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差距;(2)西南陆海新通道开辟后,中国西部内陆直接从印度洋出海,贸易成本下降、贸易和市场规模扩大,本地市场效应促进工业生产向西部地区集聚,将缩小东西部差距;(3)新通道高水平联通下,四地区间产业资本布局竞争更激烈,中国西部地区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通道效应最直接,可以很大程度上扭转其区位劣势;(4)与辅之于向西转移的产业补贴政策相比,促进西部与东部联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具有内生的产业转移效应,或可助力破解“胡焕庸难题”。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分析

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合作是国家理性引领下的国际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是追求海洋主权独立和理性解决冲突、坚持新义利观的双多边合作,是以推动和发展全球海洋科学治理为目标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部分邻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岛礁及海洋权益之争,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国家理性”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稳步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理性应对各种挑战,以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最佳路径选择。

中国与印尼共建“区域综合经济走廊”探析

在美国加剧在印太地区遏制围堵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大国印尼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显得愈发重要,而作为标志性项目的“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正当其时。域内资源禀赋优异的“第一自然”特征使双方在海上油气、新能源、渔业和热带种植业等领域蕴含着巨大的合作潜力,但域内欠佳的“第二自然”特征,即经济地理特征也制约着双方合作潜力的充分发挥。同时,域外大国的掣肘以及经济走廊域内和沿线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影响到其建设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为此,中国与印尼需要采取综合手段,积极重塑域内的经济地理特征,妥善应对域外大国的对冲战略,并强化两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保障经济走廊建设的高效和可持续推进。

侨乡根系侨胞台胞

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排名前五位的富商中，95％的祖籍是福建省。今年3月，福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闽台地缘优势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人文优势，成为国家第二批自由贸易区的试点省份之一。目前，福建自贸区面积为118．04平方公里，包括三大片区：重在建设先进制造基地的福州片区、重在金融创新实验的厦门片区以及立足于建设一个贸易自由、关税特惠“自由岛”的平潭综合实验区。

“丝路新秩序”:对全球秩序的补充与完善

“丝路新秩序”是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理念引领下,共建“一带一路”的各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原则及相应机制的总和。“丝路新秩序”以“丝路精神”和“三同”新理念为引领;恪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国际公约和国际关系准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赢者通吃的霸权义利观,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正确义利观;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创新和补充。持续推进“丝路新秩序”的构建,有利于有效应对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所带来的风险;有利于改善和扭转周边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二元对立格局;有利于为“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推进“丝路新秩序”的构建路径是:用能触及人类心灵深处的理念和有吸引力的思想引领“丝路新秩序”的构建;正确处理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积极倡导和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打造以领先的科技水平为基础的超强国力。

华文新媒体“软传播”方向:融媒新终端与极度仿真空间

海外华文报纸与华文新媒体的发展并行不悖、彼此融合。华文新媒体在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人群中以更加"柔弱似水、润物于无形"的"软传播"方式滋养着华人新移民和当地国主流人群。

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基于AHP-IMOI模型

科技创新团队是高校实现科技创新、开展“双一流”建设的重要载体。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团队的绩效,已成为高校科技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创新性地引入IMOI模型,从团队投入、中介、产出、再投入等4个维度,全面深入地构建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团队绩效评价的指标,并综合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德尔菲法等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力求绩效评价的可行性、科学性、合理性,为科技管理部门的主动评价和科技创新团队的自我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与亚欧大陆经济地理重塑

推动亚欧大陆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促进经济地理重塑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构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世界其他区域的三地区非对称自由资本模型,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原理分析“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内在机制,模拟其引发的生产、投资和贸易转移效应,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将在亚欧大陆内、外两个层面产生生产、投资和贸易转移效应,形成亚欧大陆内的核心-边缘结构与亚欧大陆对外围的核心-边缘结构。其中,本地市场放大效应是世界产业经济地理和贸易经济地理重塑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应着力联通市场规模大、交汇线路多的区域,整体上应致力于联通东亚和西欧两大市场,加速亚欧大陆一体化,促进“世界岛”的形成。

“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的经济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是实现“一带一路”愿景的基础支撑。依托“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在建的和规划中的基础设施项目,构造六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联通的运输成本消减指数,再以此作为政策冲击变量,运用GTAP模型模拟预测各经济走廊在建项目完成、所有项目都完成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差异悬殊;交通设施联通度提升的运输成本消减指数也有所差异;各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将大幅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及国民福利增长,且六大经济走廊设施联通同步推进产生的经贸、福利效应更为显著;各个经济走廊的交通设施联通中,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经济效应最大,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只有在规划中的项目均建成后才会明显受益。尽管美国等域外国家会因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而利益受损,但世界总体福利仍会有显著提升。

自贸试验区功能差异化与“一带一路”建设

各个自贸试验区作为"一带一路"在国内的重要支撑点,依托自身的区位、港口、产业等独特优势,差异化地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服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对标国际新规则,继续推进制度、金融、科技创新,搭建"一带一路"航线网络和高端服务平台;天津自贸试验区发挥天津港的优势,打造"一带"和"一路"双向开放新通道,以产业集聚优势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打造"一带一路"先进制造业合作平台;福建自贸试验区深化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携手两岸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依托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与东南亚地区加强海洋经济合作,建设海洋经济文化产业带;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我国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核心区,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枢纽。

智能传播新生态下《外国新闻史》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

基于多年外新史教学实践,为培养新时代需要的全媒体人才,提出了在新闻史、传播史教学中贯彻“智能传播”史观,培养学生基于人文关怀的人类观伦理与责任的观点,并在实践中全面重整外新史教学内容、构建参与、思辨的人类传播史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