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活观的哲学意蕴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生活观是对生活的哲学体悟,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之中,是在对西方两千多年理性宰制生活的批判中确立的。其蕴含着实践性、批判性和理想性三个向度,构成马克思哲学解释和创造生活的理论基石,由此开启重新审视生活的新视阈。深入研究马克思生活观的深刻意蕴,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内在需求。在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中,马克思生活观承担着为社会现实生活提供实践与理论指南的重要责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道德德性类型及其勘定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阐述了十余种道德德性,但他没有说明这些德性的划分依据是什么以及诸德性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伦理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知识定位来看,道德德性的类型必须被放置于实践的相关领域,并通过实践的本原、性质与目的等完整过程来综合勘定。善的范畴是识别道德德性的基本要件,以善为目的导向,与行动相关的优秀品质在多元的实践领域展示了相同的适度标准,获得了不同的德目名称。在朝向至善的过程中,诸德性展现了内在的统一性特征。

论马克思生活辩证法的理论个性及其当代在场

当前马克思辩证法研究中存在七种误读。将马克思辩证法知识化、观念化、思维方法化、条块肢解化以及经院化的倾向,都是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和精神相悖的。我们需要从现实基础、精神主旨、理论目的、现实效果和价值旨归等多视角、多层面,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加以厘清,彰显马克思辩证法直面生活世界的理论特质。马克思生活辩证法具有"生活的辩证法"和"生活的辩证思维方法"两个维度,并始终围绕着权利而展开,由此实现了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在感性活动中的统一。马克思生活辩证法始终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必要的张力,马克思的生活辩证法精神要求我们直面生活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此,马克思生活辩证法就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出场,并且我们的生活要求它必须一直在场。

缓解与根治: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维度

文章首先清理了理论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倾向,将已有的研究概括为经验实证主义、先验道德主义、浪漫主义、法权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等五种基本范式,并简要勾勒了每一种范式的内在学术理路;在此基础上,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角,强调在全面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中,将自然界"功利化"和简单对象化,凸显自然界的"有用性",从而形成对立、对抗性的思维逻辑,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生成为人类必须直面的"全球性问题"。文章提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几种主要范式,各自有其价值原则和合法性,但是,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将之置于马克思批判、解放的整体理论逻辑中来加以审视,才能探寻其谜底和终极之因。而马克思则强调正是居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动机所固有的单纯的外在"对象化"逻辑,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对立、异化状态的自身无解,为此,马克思提出必须以承载更为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可从根本上解构"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峙性,从而促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解读

现代工业的发展使人类社会面临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做好生态治理已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也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的新理念。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将生态系统视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和协调性的角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的重要性,以推进社会系统的平衡与和谐。以生态文明新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使社会构成共同价值体系,明确生态系统与其他系统的相互联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完善生态治理体系。

政治哲学语境下的“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0年。20年的历史表明,"一国两制"从全新构想到创造性实践,是当代国家制度的根本性整合与总体性创新;是突破传统与现代国家架构的国体创新;是依据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着眼新的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合乎历史趋势的政制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总体性创新的独特性表征;是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崭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据此,立足政治哲学向度,深入研究"一国两制"的生成逻辑与创造性特质,具有多维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生活世界:德性习得之场域

生活世界是行为者在实践中感知、察觉与领会到的有机体系。行为者要获得稳定德性品质必须基于生活世界的完整性来协调自身理性与情感的张力。生活世界中的德性培育重视行为者的理性自由与意志尊严,有利于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情、合意、合理的选择,有利于行为者道德德性的养成。在具体实践中,共同体应该重视个体的情感与认知现状,重视多元主体的共在现象,积极引导个体进行理性反思与道德判断,使之自觉承担行为相应的道德责任。

政治生活中乌托邦精神的伦理旨趣

乌托邦精神是人类理性的期盼精神,追求自由与公正的理想社会是乌托邦精神最根本的伦理旨趣。然而,进入到现实政治生活中,乌托邦式的社会实践容易被指责为极大之恶,政治生活的本真性也屡屡遭到各种虚假政治形式的僭越。对乌托邦精神和政治生活的消极性指责容易消解人们对至善的期盼,阻碍个体在有限的生活世界中追求完满德性、创造永恒意义。回归政治生活的目的性价值,重视具有前瞻性和期望性的乌托邦精神是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生活观之生成逻辑

作为马克思生活哲学基本范畴的生活观,不是单纯的理性思考与文化设计,而是对生活世界本质的科学抽象。就本体论而言,马克思生活观是对人类生活物质必然性的理论把握。从理想主义生活观向现实主义生活观的转向,到运用唯物史观对观念论及一切旧哲学唯心主义生活观的整体性解构与颠覆,从揭示现实生活过程的内在逻辑与对生活本质的真理性阐释与科学表达,到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的运用、证实与发展,构成了马克思生活观的生成逻辑及其与现实世界的本质联系。深刻认识与掌握这一逻辑,是理解马克思生活观及其方法论价值的关键所在。

从马克思的生活观到新时代美好生活: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马克思生活观揭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内涵、结构与发展变迁规律:生活世界是由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生态生活、道德生活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其丰富样态。马克思生活观的理论特质在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关怀、鲜明的辩证唯物性。在当代,马克思生活观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审视和破解生活世界重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新时代“美好生活”思想与马克思生活观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因而,遵循马克思生活观的运思逻辑与理论品格,洞察当代生活世界的重大问题,坚持新发展理念,有助于破解生活世界的主要矛盾,实现美好生活。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活维度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困境,其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疏离。生活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一维,它直接关涉到在大众化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形态、学术形态与大众形态有机统一的完整理解,是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活困境的关键所在。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活维度,应理清其历史语境、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的有效结合。

论中国与东南亚公共外交中华侨华人的三重角色

东南亚华侨华人是中国与东南亚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在公共外交中主要担负三重角色,即中国形象的塑造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民族复兴的拥护者。从中国形象的塑造者角色看,东南亚华侨华人积极克服域外大国对中国形象的抹黑,不断增强中国形象塑造的主动性,打造中国形象塑造的制高点,提高中国形象塑造的精细度,以更具鲜活性、渗透性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从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角色看,华侨华人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全方位、融合式、高质量传播,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从民族复兴的拥护者角色看,华侨华人注重在住在国深度诠释中国善意,着力夯实中国与住在国的友好基石,持续团结和培养知华人士,有效筑牢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实践感觉论的意义与指向

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进一步研究必然涉及他的实践感觉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有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实践感觉”,以及“对象性的活动”等实践感觉论的表述,这些实践概念的早期表达蕴含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及其自由、解放等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黑格尔哲学虽然对“实践感觉”有着一定的论述,但马克思的实践感觉论不仅从社会历史分析视角上表现出超越黑格尔哲学的特性,而且成为马克思在批判以往旧哲学中逐步走向唯物史观的重要因素。

自由的现实性及其政治社会意义——基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之自由观的辨析

对自由的现实性思考,核心问题在于阐释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黑格尔把“具体自由”依附于国家的实体,这种自由本质上只是“绝对精神”的派生物,只是在唯心主义的肠道中“蠕动”;马克思的现实性自由是对现存社会阶级性的关注及超越,以建构一个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相统一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自由与人的解放问题上,黑格尔仅停留在政治自由的层面,马克思则通过社会自由来呈现人的彻底解放。

新时代青年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三重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就历史主动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强调新时代要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是指主体人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顽强拼搏奋斗、勇于自我革命、自觉能动改造社会历史的精神品质。青年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通过学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感受伟大历史成就,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步的自信,展现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逻辑;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历史认知,增强历史自觉,展现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逻辑;学用结合,力行做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担当,展现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方法论思考

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通过世界历史理论进一步凸显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历史思维。作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具时代性和现实性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既因其立足于本国的实践基础和民族文化特色而具有民族实践的特殊性,又凭其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之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有着世界历史的普遍价值内涵,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着中国智慧,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提供着中国方案。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启示着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既要坚持本国的民族文化特色,又要持续探寻能够与多元世界文化共存的发展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的逻辑及超越

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利用数字技术追求更高剩余价值的新型生产方式,它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呈现出严峻的状态。时间上,数字资本主义使得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趋向模糊,生产领域和生活(消费)领域难以区分;空间上,它促使人们的生活空间日益封闭,被迫耗费大量生命于无真实意义的虚拟空间中。数字资本主义仍然遗传有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和增值逻辑,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该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异化问题的真正破解需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数据共享模式,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数字社会主义。

攻坚脱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贫困与脱贫,是人类旷日持久的攻坚性难题,更是当代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环节。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重要问题。当代中国还存在相对贫困人口,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题。贫困具有历史阶段性。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代中国与世界新的实践,着眼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依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而提出的脱贫攻坚思想与实践方略,既坚持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基本立场,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习近平脱贫攻坚思想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指南。据此,脱贫攻坚战必须因时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改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立足实践、总揽全局、重点突破,物质贫困、精神贫困齐抓并重、统筹根治。

文化自信构建的四重底蕴

文化自信的提出不等于文化自信是既成事实。由于文化自信的自身特质、文化发展规律的遵循、国际矛盾的文化呈现方式等因素的制约,理解和诠释文化自信构建必须坚守政治底蕴、学术底蕴、人民底蕴和民族底蕴等。这四种底蕴本质上统一于文化自信构建所要解决的“总问题”“目标指向”和“价值旨趣”中。这里的“总问题”就是文化自信,“目标指向”就是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精神力量,“价值旨趣”就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球化时代,只有把这四种底蕴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完整准确地把握文化自信构建的精神实质,在与他民族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传承、发展和塑造自身文化独特精神标识,切实推进文化自信构建。

论马克思的“人性”概念

马克思人性论以"人性的社会"为价值指引,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实践性等独特的理论品质,其超越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之处在于,它从本质上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产物和表现,把工人群众"非人性"的生活状况的变革诉诸于全部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人性的社会"。由此,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达到了具体人性的认识高度,认为人性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劳动、需要等"人的一般本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并最终体现为历史地变化了的和实际地发展着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