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割时期的安全事故与政府改进问题

政府在事故预防和处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心理学的"华生模式"和"皮亚杰模式"实现"社会学转向",可用以分析政府的责任问题。而安全事故的"强刺激"和"弱刺激"对政府改进效应是不同的。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逐步出现了城乡、单位、地方之间而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割局面。因而政府的责任一方面不仅仅在于对某一事故的"强刺激"进行反应性改进,更应该在于包括"弱刺激"在内逐步把内化以人为本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结合起来,对事故进行事前预知和防范,同时另一方面需要抑制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割据,保障社会底层的安全权益,引导底层进行安全维权,乃至抗争上层"官商秩序(结构)"的利益勾结,打破"资(方)强劳(方)弱"、"上(层)强下(层)弱"结构,从消极的"华生模式"转向积极反应的"皮亚杰模式",不断提升政府效率,保障个体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

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动因和机制

从最初改革力图打破绝对平均主义到目前,中国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现实。从当前人们更关心收入如何获得的动因和机制看,收入差距扩大不外乎社会结构性和个体性原因:在宏观分配制度变迁基础上,市场化-非市场化、体制内-体制外是最基本的途径或机制,外在因素如主体、行业、空间及个体内在的先赋性和后致性差异等,都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市场化相同条件下,行政因素、公共权力等更加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目前政策调整的重点是确保中低层收入不断提高。

转型期煤矿安全事故高发频仍的社会结构分析

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以来,矿难死亡人数总量和事故起数大大多于改革前,近年来,安全生产形势有所好转,但事故发生的潜在动因仍然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煤矿系统"国家(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及关联的"权力—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安全结构失衡),即呈现出"强市场—弱制度—弱社会"、"强权力—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因此全面遏制矿难,就需要调整安全结构,加强安全建设,即推进安全法治、安全民主、安全公正和安全文化建设,促进安全发展。

新中国煤矿安全监管体制变迁

新中国的煤矿安全监管体制经历了安全监管与煤矿生产合一、在反复中缓步前进、安全监管独立并逐步深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从淹没于生产职能中逐步分离并独立运作,在监管体制、组织和制度机制方面逐步加强,对遏制矿难有了一定效果。但要根本解决煤矿安全事故高发频仍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从本质上考虑"国家—市场—社会"及其与之相关联的"权力—资本—劳动"之间安全结构的均衡发展,即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说到底,是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治理、共同监控,"安全民主"与"安全法治"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