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广东劳资关系模式研究

一个社会的劳资关系主要由环境(特别是经济层面)因素以及劳、资、政三个群体的态度决定。全球化改变劳动生产体制,使劳资权力结构发生变异,资方更为强大,资方单边主导成为可能;劳资关系中工会功能萎缩和工人组织力量不足助长了资方单边主义;劳资关系中政府在平衡劳工保护与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间两难抉择,这会促成劳资关系政府雇主双边联盟和资方单边主义。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下,如果政府加强对企业劳资协商的引导,劳资模式由资方单边主义向劳资共决转变,和谐劳资亦有可能。

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

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工资协商中,广东省总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介入到下级工会推进工会民主建设和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被称为"上代下"。"上代下"工作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的依附性和代表性危机。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地方工会,面对工人日益增多的代表性诉求,需要实现从代理人向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转换。帮助企业工会进行民主建设、推进工资协商则是代表性构建的主要措施。地方工会通过"上代下"进行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还有效平息了罢工,产生了形塑工人行动路径的非预期性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加油,为党政分忧",这也是体制内的要求。

论转型期自下而上式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基于深圳先端的个案分析

近几年来华南地区多个企业因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进而发生停工事件。虽然集体协商是国家解决工资增长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协商多自上而下推动,流于形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口结构以及劳动者主体结构变化,工作场所产业关系变化,自下而上由劳资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可能。深圳先端企业工会代表性增强,使其能真正代表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在资方理解和尊重下,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劳资共识和制度选择。工资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问题,避免可能的停工事件,而且推动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生产效率提升。

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议程设置问题分析

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议程设置是多源流议程下"舆论流""提案流""政府流"三流合一的结果,但积分入户问题的察觉、问题进入议程的论证以及具体积分入户方案的出台,政府都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学界和传媒的"舆论流"使农民工入户问题进入政府视线,政府对其察觉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行筛选排序,决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优先顺序。其次,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人民政协等政策代表的"提案流",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入户政策的议程准入权重。最后,在科学民主决策体系的基础上,政府借助专家的咨询论证,实现最终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