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区两级政府土地储备合作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为了探索土地储备市区合作模式的建立,打破当前土地储备工作面临的诸多瓶颈,以超大型城市广州市为例,综合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和聚类分析法,测算土地储备市区合作潜力并对合作类型进行划分。结果表明:土地储备市区合作潜力受区域土地开发储备资源、区域房地产市场状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三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广州市各区土地储备市区合作潜力指数由强到弱依次为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白云区、南沙区、荔湾区、番禺区、新黄埔区、海珠区、天河区;可将广州市各区土地储备市区合作类型划分为投资型、双赢型、扶持型、协调型。针对不同的土地储备市区合作类型,建议制定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促进协同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成熟型城中村土地改造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白云区田心村改造为例

城乡关系的处理始终是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在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当前中国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城中村改造是这一矛盾最为集中的领域。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田心村改造为例,剖析在成熟型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紧张的用地条件和融资困难,以及村集体缺乏积极性的困难下,"自下而上的自主改造模式下城中村土地国有化"这一路径的选择是否可行,存在哪些优缺点。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时期,中央土地征收的公益性要求及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使得地方成熟型城中村改造成本上升难度加大,如何探寻一个让各方皆满意的方案,基于公众参与式的自下而上的自主改造模式下的土地国有化改造方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珠江-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测算及其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

从生态、社会资源和经济技术3方面,构建了珠江—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综合指数法测算了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了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探寻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土地综合承载力状况、系统有序均衡状态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1)珠江—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整体水平良好,但依然存在不足及较大的改善空间,西江经济带的经济技术承载力和珠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珠江—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低,且呈西低东高的特征;(3)珠江—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各城市内生态环境承载力子系统和经济技术承载力子系统差距较大,其中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较高但经济技术承载力整体偏低,珠江经济带则与之相反;(4)目前珠江—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系统的整体水平良好,但系统内部的运行状况较差,不利于系统的有序运行和可持续承载;(5)可通过调整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加快产业转移、实施"耕地异地代保"等方式,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提高及其系统的有序发展。

风险意识、用途变更预期与土地流转意愿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低水平困局",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农户风险意识和农地非农用途流转倾向的考察,为此文章借助列联表分析法和Logistic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户风险意识及用途变更预期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以期为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提供事实依据。结果表明:农户风险意识和土地流转协议形式分别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在土地非农流转预期情景下,农户参与意愿下降。这意味着农户风险意识的确抑制了其土地流转意愿,这可能是当前土地流转困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在其土地流转决策中的作用因地域而异;规范和推广土地流转书面合同将有效促进土地流转进程;土地流转用途变更预期并未显著刺激农户参与土地非农流转。

基于Super-SBM模型的广东省耕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揭示区域耕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性及其影响因素,为区域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高效利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Super-SBM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研究结果:(1)从时间序列看,2009—2019年广东省耕地利用效率总体呈现微弱下降趋势,研究期内均值为0.783;区域上,珠三角地区耕地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西翼、东翼和山区则呈不同幅度降低趋势。(2)从空间维度看,广东省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呈高—低效率区多核心成片集中分布格局。(3)广东省耕地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空间非均衡性,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为空间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其次是超变密度,区域内差距的贡献率最小。(4)整体而言,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影响广东省耕地利用效率空间格局分异,其中水田面积占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耕地面积为主导影响因子,但四大区域主导影响因子及其作用力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科学配置资源以推进耕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注重耕地利用的非期望产出效应,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进耕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城镇居民对耕地保护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广东省的调查研究

对广东省韶关、梅州、江门、佛山4市的城镇居民耕地保护补偿的支付意愿进行实证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影响城镇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城镇居民愿意支付耕地保护补偿款,其平均意愿支付价格为每年138.85元/户,且男性居民的支付意愿比女性强烈;文化程度越高,其支付意愿越大,但60岁以上曾经是农民的城镇居民支付意愿最大;家庭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越大,支付意愿越小。影响城镇居民耕地保护补偿支付意愿的因素包括食物支出占比、对全社会共同保护耕地的态度、是否曾经是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年期、性别、耕地变化对家庭生活产生影响的认知、耕地保护作用的认知。

村庄整治中农户宅基地权属调整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州、佛山、惠州共17村的调查

为促进村庄整治有序推进,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从村庄整治中涉及宅基地权属调整的农户出发,利用广东省4个市(区)17个自然村共107户被调查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权属调整意愿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土地整治及宅基地政策认知等的关系,找出村庄整治中影响农户宅基地权属调整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目前愿意参与宅基地权属调整的农户所占比例较低,仅为35.5%。(2)按作用程度排序,影响农户参与宅基地权属调整的因素依次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宅基地是否确权、承包地距离宅基地平均距离、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人数、性别、各处宅基地平均占地面积。其中,性别、家庭劳动力人数、承包地距离宅基地平均距离的影响方向为负,其余因素的影响方向为正。(3)影响农户宅基地权属调整意愿的深层次原因,是农户的宗族观念、乡土情结、风险意识、生产生活成本以及投机心理。(4)为了更好地开展村庄整治工作,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全面推进宅基地确权、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推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将宅基地申请和住房建筑标准规范化,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制度。

我国旧城改造研究综述

旧城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环境、民生、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本文从旧城改造的研究历程、内涵、功能、改造模式、融资模式、利益相关者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旧城改造的研究区域逐渐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扩散,所研究的城市的规模、性质逐渐由一线城市、文化历史名城向二三线城市、新兴城市等倾斜,具备由点及面、由特殊到普遍的演进路径特征;(2)旧城改造的内涵不断深化,学术界对旧城改造的认知已从单纯的物质空间改造向包括物质、经济、文化、社会等在内的旧城全面再生转变;(3)在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微改造、局部改造和全面改造三种旧城改造模式,当前我国正在跨越"大规模拆除重建为主"的全面改造阶段,转向小规模更新修复的微改造和局部拆除插建的局部改造;(4)目前我国旧城改造的融资模式以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为主,但PPP模式、产业基金模式等多方合作的融资模式正逐渐兴起;(5)政府、开发商、被拆迁户是旧城改造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博弈者,三者博弈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但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可通过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协调三者间的利益冲突;(6)当前研究存在着定量研究不足、缺乏对旧城改造的适宜性评价、实施效果评价、实施意愿调查分析等缺陷。

城乡融合背景下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州、佛山、惠州17村的农户调查

对广东省广州、佛山、惠州等三市共17村的农户耕地保护认知和意愿进行实证调研,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建立影响因素模型,分析了影响不同兼业程度下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因素。通过对比发现: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耕地保护受偿意愿越高;影响纯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因素主要为农户自身特征和耕地特征;影响兼业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因素主要为耕地的认知特征和耕地保护态度特征,并且可以看出兼业农户在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和意愿方面,已经被兼业带来的城市化所影响。

农地权属调整与乡村治理——基于清远叶屋村的个案分析

作为乡村社会中经济关系、社会规则、组织安排等一系列制度派生的基础,农地制度的调整与改善,无疑对乡村治理和乡村社会重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以清远市叶屋村为研究对象,揭示农地权属调整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表明:农地权属调整的实质是农地利用转型,农地产权形态由细碎分散转为集中配置,促进了农地面积、数量、种植类型等显性形态的调整和改善,并作用于农地经营模式、投入和产出等隐性形态,最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农地经济价值得以释放并催生多重乡村经济新业态,农地持续高效产出,能够为农户提供满足生产生活以及未来长远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从而吸引外流劳动力返乡,农户自愿留守农地且在精神层面认同农民身份,新型人地关系得以重构,乡村回归利益共同体。乡村经济繁荣和人口回流,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并源源不断地为各治理主体提供物质资源和权威资源等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持续增强,为乡村经济持续发展和乡村社会秩序维护,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农地—农户—农村治理组织的圈层得以重塑,相互影响并高效循环运转,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复兴。

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保护的嬗变与启示--基于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人多地少的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国家层面的耕地保护政策文本内容特征及演进历程,能为新时代进一步创新和完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本文以1978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的214份耕地保护政策为分析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词频分析法和Kendall检验法,以政策出台的时间、层次与文本构成等方面构建研究分析框架,探讨耕地保护政策的内容特征、演进历程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三位一体"的保护政策体系基本完善,但仍需提升政策效力、部门合作及地方执行,在实践中坚持和探索"数量、质量与生态协调发展";党的重视及统领对提高耕地保护绩效至关重要,如何使"耕地保护,人人有责"的意识深入民心还需更多努力;新时代耕地保护政策设计中应加强"内部自查"和引进"外部监督",创新和完善"价格机制"、"技术标准"及"监督考评"等主题的政策,以保障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农户宅基地整治中权属调整的决策逻辑——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宅基地整治是优化乡村空间结构、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权属调整则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本文基于广东省7市31村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s模型并综合访谈记录,分析城乡融合发展中农户宅基地整治权属调整的决策因子及决策逻辑。结果表明:农户宅基地整治中权属调整较为频繁但调整意愿整体偏低。男性、听说过宅基地整治政策、以农业为主兼业和以非农业为主兼业的农户参与宅基地整治权属调整的意愿较低,而无宅基地证、高收入家庭和高家庭医疗保险参保率E农户则意愿较高。在诸多决策因子的影响下,农户遵循"宗族维系与风险规避、利益追逐"决策逻辑,兼具精神与物质双向考量,其中性别因子反映农户精神层面的宗族观念、祖业观念,其余因子反映物质层面的农业生产便利性、宅基地整治权属调整风险性及宅基地租赁收益性、宅基地权益合法性和长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