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塞尔的社会经济学与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囿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维塞尔的社会经济学体系存在理论上的前后不一致和概念上的混乱。但是,维塞尔基于社会性视角从理想的范式回归现实,提出并利用社会分层和国际分层的概念研究劳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对于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纪念傅殷才教授逝世20周年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存在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倾向,甚至有人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这一思潮中,傅殷才教授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至死不渝。在傅殷才教授逝世2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是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批判性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析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用个体行为直接去解释宏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最值得肯定的方面,在于它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将市场经济视为实物交换经济的货币面纱观,探讨了微观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宏观环境。而当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则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倒退到斯密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论”和个量总和与宏观总量“相等论”,从而用微观经济学取代了宏观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导致宏微观经济分裂的情况下,企业作为单个资本的个体行为决定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因此用个体行为直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既无科学价值,又远离客观现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人类摆脱宏微观经济分裂困境的根本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借鉴德国嵌入式生产系统转型

当前,以智能化与机械化融合的嵌入式生产系统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历史性交汇,既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又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要求去产能去杠杆的存量改革与智能化机械化融合的增量改革协调并进。虽然因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就整体而言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工业化而不是智能化的进程中,但是我国有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有能力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大历史机遇。只要其坚持自主创新,并借鉴第四次工业革命领跑者——德国的嵌入式生产系统转型的经验,在"关键共性技术"上取得突破,就能够带领我国制造业创新供给体系,将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

论中国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

中国城镇化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政府主导型城镇化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城镇化不断推进尤其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来主导城镇化的发展有悖于经济发展规律和城镇化规律。城镇化质量低下、城镇化滞后工业化、土地超前城镇化等城镇化诸多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土地、户籍、行政管理、财税等一系列的制度障碍。政府应改变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让城镇化回归市场,集中精力做好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完成"城市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使命,为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马克思货币理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一)

国内外的主流观点认为,主权货币国际化的目标在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也不可能例外。最早否定这种主权货币国际化传统目标的经济学家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但他并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如果我们带着"为什么主权货币国际化的传统目标不可行"这一问题,重新认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则不难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悟出答案,进而去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目标或中国模式。

四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现实意义

工场手工业、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相继导致了四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进而也相继形成了工业革命的引领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及其霸权的兴衰周期。传统农业领先于各国的中国封建王朝安于现状,未能参与全球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而灭亡。新中国因美国的长期经济封锁而失掉了参与第四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历史机遇,致使经济就总体而言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以史为鉴,中国必须成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五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参与者、合作者,并最终成为引领者,走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将金融关进监管笼子

借鉴美国三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当前主要源于美元的潮汐效应和政策错配。将人民币国际化目标限定在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计价货币和支付货币的范围,可有效防范源于美元潮汐效应的系统性风险。而控制以资产价格指数衡量的目标资产扩张率,是防范源于政策错配的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措施。两类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金融关进监管的笼子里。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分析

探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必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认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其次则需要从"先发"和"后发"国家的比较中,看到产业创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一个过程,因为产业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围绕产业创新推进改革开放和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解决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

基于马克思霸权周期理论解析当前中美贸易关系

基于马克思霸权周期理论认识和处理中美贸易问题可以发现,即使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是史无前例的,也只是一个战术层面上需要解决的局部性问题;创新驱动发展,实现产业创新则是一个战略层面上需要解决的全局性问题。历史与理论分析表明,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国带来颠覆性创新的机遇,从而为在高科技领域实现劣势向优势的动态转换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因此,我国必须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中心,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形成新的优势,才能有效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实现正常的中美贸易关系。中国不会依赖美国市场,但正常的中美贸易关系是两国利益的客观需要。

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

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基于新的世界观,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恩格斯指出:"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正因为有了这两大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对人类历史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马克思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评2016年诺奖得主奥利弗·哈特的不完全企业契约理论——兼论“社会经济契约”概念和理论

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社会经济契约与企业契约共同维系着它,而社会经济契约和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又往往导致市场经济失衡。奥利弗·哈特基于不完全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而提出不完全契约理论,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完全契约理论。限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产生时代的局限性,哈特理论也具有不完全性,即聚焦于不完全企业契约的探讨,又对不完全社会经济契约则"完全不予考虑"。我们提出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契约"概念和新理论,并强调一国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有序良性运行是由社会经济契约与企业契约共同维护的。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方兴起教授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

引言一天,邻居的小学老师结婚,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与同年的孩子挤进人群看热闹。当新娘走到这个小男孩跟前时,摸着他的头说:"瞧,这孩子的眼睛又大又漂亮,一定很聪明。"身旁一位高个子小学老师说:"我认识他,他爸爸是个大老粗"。第二天的一大早,这位小男孩一手拿着他家唯有的一本书——

迪顿对消费的理解与我国当前的消费——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弗里德曼和莫迪里安尼的消费理论不同,安格斯·迪顿的消费理论强调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从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的视角来综合分析规模经济、经济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等问题,不难看出消费不可能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动力。由于经济下行根源于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供给侧的增量改革,即通过产业创新形成新的供给体系,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上升至中高端,以稳定经济增长在中高速水平。同时需要供给侧的存量改革,通过跨周期调整以优化现存的供给体系,为增量改革赢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