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文化生态系统构建研究——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中学为例

学校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主要由学生、教师、管理者等文化生态主体和物质、行为、制度、精神等文化生态环境构成。文化生态主体与文化生态环境融合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校文化生态系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中学建校以来,坚持以生态系统观为指引,重视学校文化生态系统建设,着力培育学校文化生态主体的文化自觉,优化内部文化生态环境,促进文化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共生,凸显了文化育人的功能和效能,实现了学校文化的健康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新师范”建设:打造校地协同伙伴关系——以华南师范大学创建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为例

“新师范”建设是广东省教师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行动,其中,构建有效的校地协同伙伴关系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文章以华南师范大学在该行动中创建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的实践探索为案例,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五维嵌入”的构建机理。“新师范”建设高校要打造校地协同伙伴关系,应在结构嵌入上形成发展共同体,组织与推动人员互聘以链接信息、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在政治嵌入上通过签订具有契约性质的合作协议筑牢校地政治关系;在文化嵌入上融独创理念于培训和打造品牌文化论坛以实现先进文化传播和分享;在业务嵌入上以具有标识性的独特模式创新整合校地资源和优势进入各方主导的教育业务供应链;在技术嵌入上通过传递与应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以满足地方教师教育智能化需要并为校地教育合作过程赋能。

政治、学术与生活:中国大学功能与结构的重塑

结构功能主义是中国大学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进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应现代国家建构的需要,中国大学逐步形成了集政治组织、学术共同体和生活社区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式功能承载和以党委领导为核心,容纳校长、教授、师生和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的"一核多元"式组织构造。这种多元化的功能与结构本质上是传统社会和单位体制的一个缩影,内在蕴含着难以调适的理论冲突和实践张力。现代大学治理应该聚焦和回归学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在推动单位体制的解构过程中对大学的功能与结构进行厘定、重塑和再造。

我国大学生审计文化探索性调查研究——以广州市部分高校政治类专业本科生为例

审计文化是国家审计体系的软件系统,是国家审计体系的重要构件,对国家审计发展、稳定和运行具有重要功能。借鉴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研究,将大学生审计文化划分为审计认知取向、审计情感取向、审计评价取向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以广州市部分高校政治类专业本科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审计文化现状进行探索性调查研究。调查发现,大学生对国家审计这一宏观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较为认同,但是对审计机关的具体作用和审计机关的履职或行政层面的评价较为谨慎,大学生审计文化类型处于依附型向参与型过渡的阶段。加强审计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是审计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审计机关应进一步完善自身的行政水平和能力,扩大和完善大学生参与审计政治生活的渠道,提升对大学生输入的回应性。

数字时代高校师范生信息化教学核心能力建构与培养——基于TPACK框架的实证视角

数字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万物互联及价值共生,数字技术的加持使教学场域得以无限延伸,也对高校师范生培养体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结合数字时代的背景并基于TPACK理论模型,师范院校可以从思维认知素养、教学实施能力、创新发展理念等3个维度构建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核心架构。其中,“思维认知素养”是核心基础,“创新发展理念”是关键要素,“教学实施能力”是重要支撑,前两者是内隐性能力,可以通过“教学实施能力”这个外显行为加以检验。基于中小学实践场域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分析,未来高校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体系改革应从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培养制度等方面加以系统思考。

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治理的时空政治逻辑转换

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治理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定”做法其实蕴含着时间政治逻辑,并存在着明显的效率价值偏向。在“职位中心主义”的应然趋势下,应推进编外人员治理的时空政治逻辑转向,外在表征上由人员资历转向工作职序,内在要义上由身份符号转向职位禀性,进而在强调空间政治逻辑中形成编外人员治理的组织空间和区划空间进路策略。时空统一的政治逻辑转向,预示着可通过突破身份疏离突显权能分工,在克服体制内外身份有别的过程中提升编外人员治理水平,从而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的组织支撑。

理念认同与共生互赖:大湾区跨境公共服务中的合作治理--基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分析

跨境公共服务需要克服制度差异、应对文化挑战,是公共治理中的难题。论文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分析对象,展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医疗服务供给过程中行动者间的合作互动,探讨双方合作的基础、支持合作治理平稳持续的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党组织和专业医疗力量所抱持的国家认同是合作开展的基础,他们依托"两制"下的行动空间充分发挥所长,巩固了基于利益形成的共生互赖关系,推动跨境合作持续深化。论文将发展中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政-社"跨境合作纳入分析,可以拓展跨境公共服务研究的视野;同时,也通过展示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同专业力量、地方政府的关系,为理解中国地方政治提供助益。

乡村振兴中的大学生创业政策:供给内容、实现机制与行为效应——基于行为公共政策的视角

近年来,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高质量发展,国家持续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以乡村创业为例,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政策供给的力度较大,然而政策供给和大学生乡村创业需求之间仍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情况。基于行为公共政策的视角,结合前期的政策调研和深度访谈,利用调查实验重点探究政策内容和行为政策工具对实现政策行为效应的影响,考察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的实现机制及其提升机制。研究发现(1)在主效应方面,人才层面、财政层面和基础设施层面政策对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有着正向影响,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而说道型工具、激励型工具和助推型工具会带来正向影响,且后两者的提升效果较为明显;(2)在交互效应方面,激励型和助推型工具对于提升基础设施层面和人才层面政策行为效应的作用较为明显。针对以上结论,为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乡村创业的政策效能,建议政府应当精准施策满足大学生“因时而异”的利益诉求,善用行为政策工具提升政策行为效应,以及通过多方合作搭建良好的信息桥梁。

公共危机情境下“柔性治理”如何跨越“数字鸿沟”?——基于三种政策工具的实证研究

在近年来发生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数字治理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社区推广层面面临着“数字鸿沟”的现实难题。作为基层社区的重要政策工具,“柔性治理”如何帮助社区民众跨越“数字鸿沟”?在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论文选取健康码的社区推广过程为研究背景,采用双因素(2×3)被试间设计开展调查实验(N=436),以“数字治理民众支持度”为被解释变量,重点探究“数字鸿沟”情景下三种“柔性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策略,并以社区老人、社工访谈为实验结论佐证。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鸿沟”情景对数字治理民众支持度起显著消解作用;三种“柔性治理”政策工具的主效应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数字鸿沟”情景中的激励工具和助推工具更起显著提升作用。研究用实证分析打开了“柔性治理”政策工具作用机制的“黑箱”,一方面启示管理者应兼顾目标群体特征、政策工具特征和“数字鸿沟”情景,精准施策推动社区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工具-情景”匹配的政策评估范式,推动行为公共政策在应急管理中向纵深化发展。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中的校长权力边界及其扩展——基于大学章程和司法判例的双重阐释

以加州大学总校章程和美国经典判例汇编为证据源,洞悉美国公立大学校长权力的作用边界及扩展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公立大学形成了包括董事会、校长办公室、学术评议会在内的横向共治模式,以及系、学院、学校三级行政的纵向权力结构。校长拥有对行政人员的任命与管理权、对学术人员评聘与转轨的决定权、对微观教学过程的干预权以及对教育经费的管理使用权。上述行政权力的“扩展”也呈现出制度化、物态化、操作化三大特征,在身份性权力、经济性权力、委托性权力方面有限延展。行政主义统合、学术主义离场的校长权力膨胀现象在中国也有类似趋势,学术权力面临受侵害的风险,未来有待进一步优化高校法人制度建设,完善大学内部权力分配机制。

透视英国牛津“大学城”的治理体系

在飞往英国的飞机上,我望着夜晚如繁星点点的灯光,想起元代唐珙《题龙阳县青草湖》中的诗句:“醉梦不知天在水,满船星梦压星河。”我走进牛津,实现了儿时梦想。在牛津大学的草坪上感受着清爽的微风,看到教职员工们亲切的笑容,所有的时差和疲劳都烟消云散。牛津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在伦敦以北约九十公里处,乘坐机场巴士,行驶约一个半小时便可以进入这座如童话般的城市。

内地港澳大学生数字素养的行为机制探析

建设数字中国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数字素养是港澳青年群体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数字素养理论和心理测量方法,明确港澳青年的数字素养评估维度,制定相应的数字素养评估方案,提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指标和工具。研究发现,数字素养结构在内地香港地区大学生和澳门地区大学生中总体相似,但各维度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数字权责对内地港澳大学生的影响最显著,数字远见对不同生源地的影响相对平均,数字规范、数字权责和数字使用对澳门地区生源的影响更为显著。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也发现数字素养对于内地港澳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培养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因此,要以数字素养作为内地港澳大学生融入数字中国的效标与抓手,构建中国特色的内地港澳大学生数字素养发展框架系统,以高校为主阵地全力提升内地港澳大学生的数字素养,鼓励内地港澳大学生参与实习和志愿服务,打造智慧便捷的数字生活场景,充分发挥数字素养在促进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作用。

生涯教育视角下高校师范生生涯适应力提升路径探析——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

高校师范生生涯教育对师范生职业能力发展、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华南师范大学543名师范生进行生涯适应力问卷调查和必要的访谈,研究发现该校师范生生涯适应力现状如下:总体水平较高,但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实习并未有效提升生涯好奇、生涯人际及生涯调适水平。在结合生涯教育现状分析其缺陷成因的基础上,针对高校提高生涯教育水平提出以下建议:点面结合,提升生涯教育精准度;多管齐下,提升生涯教育课程质量;注重实践,打造体验式生涯教育课堂。

“目的适切性”:师范类专业认证何以促进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观的转变

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观对教师教育课程起着统领性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观,就有什么样的教师教育课程。中国以往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观是"知识本位"的质量观,虽有助于师范生夯实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功底,但较少考虑师范生的教育实践,难以适应当前基础教育发展对教师能力的需求。师范类专业认证推动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观向"目的适切性"发展。在这一质量观指导下,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评价标准及其实践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梳理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相关政策文件,有助于深入理解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观从"知识本位"向"目的适切性"转变的潜在趋势及其实践启示。

基层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中的敏捷治理机制--基于H街道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个案分析

作为基层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的一种新机制,敏捷治理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风险防控的理想类型。如何在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中实现敏捷治理,这是当前公共管理领域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对H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个案研究结果表明,群防群治、数据驱动、技术助防、服务带防是支撑基层敏捷防控机制有效运转的重要因素,但基层敏捷防控运行机制仍然面临着群防群治不广泛、数据驱动不全面、技术助防不动态、服务带防欠精准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因此,应从主体、对象、过程、范围四个层面构建与完善基层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中的敏捷治理机制。

教师考核管理:一种跨文化的比较与建构——南洋理工大学的经验与启示

教师考核管理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激发教师创新活力、提高大学质量水平的关键抓手。南洋理工大学教师考核评价既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经验,也具有结合学校自身特色的个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教师考核管理制度,要针对现阶段教师考核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深入对比分析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差异,从程序方法、对象区分、内容指标、机制设计、组织实施、结果运用等多个维度统筹布局和精心设计。

“制度过密化”:大学治理的实践误区及转型

中国大学治理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学功能多元一体、组织结构庞杂交错、制度机制繁复冲突,这既有大学发展理念杂糅的原因,也是各方力量嵌入干预的结果,同时还受制度创新迷信的干扰,最终导致大学产生制度供给超过实际制度需求、外部制度嵌入挤压内生制度空间的"制度过密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既要政府部门主动转变观念、减少干预,也要大学更加自主自治,共同推动大学的功能卸载、组织再造和制度重构,防止大学治理滑入更为严重的"制度过密化"陷阱。

社区工作与公共危机治理——结合广州市新冠疫情防控

伴随中国社会治理功能的社区化,社区已成为践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区工作的功能价值日益凸显。社区工作介入公共危机治理的独特优势,不仅根植于社区自身的多重特性之中,如社区是居民利益攸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危机防控的初级现场等,还与社区工作有着专业化、行业化、系统化机制的支撑相关。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社区工作仍然面临系列问题。应建立、健全与公共危机治理相配套的社区体制机制,建构并形成由社区工作主导或参与的应急机制或平台,使社区工作优势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以代偿教育弥合学业目标与职业目标之鸿沟——对当代大学生人生问题的几点思考

采用“历史事实+逻辑分析”的教育社会学框架、以教育经历为线索分析大学生人生问题,发现当代大学生经历的基础教育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变相的“人生承诺”,使他们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被隔离于社会之外。但是,快速发展的社会信用分发机制造成了新的“学历贬值”,使“高考”不再能兑现原有的人生承诺,当代大学生就此遭遇了群体性的理想幻灭,本就脆弱的“学业目标”到“职业目标”的过渡机制也由此进一步断裂。缺乏目标过渡的学生往往延用“校园思维”处理社会关系,并表现出种种问题行为。解决大学生人生问题的关键在于重建“学业目标”到“职业目标”的过渡机制,当务之急是在大学阶段以代偿教育弥补学业目标和职业目标的鸿沟、建立两者间的联结,具体需要将“三全育人”理念渗透到生涯教育中,构建学业目标与职业目标的“联结通道”;强化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破除“学历贬值”困境;加强人生价值引导,培养“生涯性视野”。

师范教育与教师培训并举:教师教育的体系变化与“双重心”模式

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形态对教师的能力素质、功能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职前师范教育为重心的教师培养传统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基础教育发展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教师培育由以职前培养为主的“单重心”模式演变为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并重的“双重心”模式。“双重心”模式不仅体现在由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这一概念的迭代上,更体现在教师教育理论及实践体系的变化上。教师培训在教师培育与成长过程中的实践价值凸显及在教师教育学科体系中学术地位的提升,使教师教育从学科理论到实践体系均表现出“双重心”的特征,这也是多年来呼吁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