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的遗产:1970-1980年代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的中国传播研究

本文关注20世纪70至80年代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的中国传播研究概况。自1973年施拉姆出任该所所长以后,施拉姆和朱谦等传播学人超越了紧盯社会主义中国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冷战视角,组织了一系列聚焦传播与新中国社会变迁之关联的讨论,还与海外中国研究者建立了对话。虽然这些讨论的理论框架和材料都有不足,但它们展现了中国传播研究应有的多元面貌,更提示我们检讨毛泽东时代中国传播活动之经验教训的现实意义。

1990年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以“中国传播研究系列”为视角

本研究试图以"中国传播研究系列"为视角,呈现1990年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的基本脉络。作者认为,从"中国传播研究系列"来看,1990年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传媒研究向主流中国研究靠拢。第二阶段,华裔学者要在中国传媒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阶段,中国传媒研究呈现世界眼光。学者们开始结合全球化、传媒新技术等大背景讨论中国传媒问题。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对中国大陆传媒研究的启示是:中国传媒研究同时是中国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转型中国的传媒,也要积极描摹传媒中的转型中国,提升与中国传媒相关的研究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中的地位。

网络化时代高级新闻实务的教学之变

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视野和研究性思维,是我们应对当前大部分高校院系之间壁垒森严、新闻专业课堂与业界脱节等现实问题的阶段性目标。＂结合精神传承、知识地图呈现和思想操练这三大主题的讲授,是现阶段大多数高校新闻院系的新闻评论教学可以尝试的一条新思路。＂

新媒体变局下美国纸媒体的新动向及其启示

2009年10月26日，美国报纸发行量审核署（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发布了关于数百家美国报纸发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愿意掏钱买报纸的读者越来越少了。这让人联想起美国安南堡传播学院数字未来研究中心2008年发布的一项年度调查中的数据：22％的网民不再订阅报刊杂志了，因为可在网上免费阅读。另一些数据更让人侧目，美国劳动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

西方媒介规范理论的新动向

本文试图以《媒介规范理论》为视角,反映当代西方媒介规范理论的若干变化。该书先回顾《报刊的四种理论》以来媒介规范理论的变迁,再提出规范理论具应然性、其主要功能是"合法化"公共传播等观点,并从规范传统、政治制度、媒介角色等层面对媒介规范理论作了系统剖析,还将重建公共传播对民主意义的希望寄于受众的自发传播。该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媒介规范理论不仅与大众媒介相关,更与社会媒介相关。

广东“网络问政”现象的再思考

本文试图剖析2008年以来广东的"网络问政"现象。在批判地呈现了"公共领域"范式影响下的中国现有互联网政治沟通研究之后,作者指出,应该从历史视野来看待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的互联网政治沟通现象;广东"网络问政"延续了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成功的政治沟通"上下平衡"的特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纵向民主"在互联网政治沟通上的生动体现。

愿意打开文学的人们,约吧!

作为一名在大学讲授新闻写作多年的文科资深教师,我很是庆幸自己能遇到王敦老师的这本《打开文学的方式》,它让从事新闻写作教学的我找到了一张回归文学本原的知识地图。传统新闻写作知识的本质是一套围绕＂合乎媒体期待的新闻文本生产＂的规范性知识,它们告诉我们如何围绕＂事实＂按约定俗成的消息、通讯等体裁写出＂故事＂,

英语世界全球化与中国媒介研究的知识贡献

2000年以来英语世界的全球化与中国媒介研究,大多遵循"用中国媒介实践丰富对全球化的理解"与"从媒介话语看全球化中国的想象"这两大脉络,并有勾勒"中国媒介与民众全球化观念的关联"的尝试。它们可为英语世界中国研究提供与全球化相关的中国经验,还可向中文世界中国媒介研究展现有趣的西方洞见,相较之下,它们多在已有全球化讨论的框架下做文章,对整个全球化知识社群贡献有限。

传播学门外的互联网技术反思:《Daedalus》互联网专辑剖析

本文聚焦2016年《Daedalus》互联网专辑。终端、数据与关系革命,是专辑中论及的技术更新给当前互联网带来的三大变化,而随之而来的"权力集中化"又让学人们期待更新的技术能改变现状。该专辑讲述了一个与技术有关的"从解放到束缚再到解放"的线性互联网演化故事,它们提示传播学人:只有熟悉互联网设计理念和流程,才可能超越当下,展望未来可能涌现的互联网技术更新对人类沟通行为的影响。

冷战前期MIT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传播”研究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MIT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传播研究随着该中心的"国际传播"研究计划而兴,是冷战前期美国政府反共心理战的直接产物。它们关心既是"极权社会"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中国里发生的"传播"现象。在它们眼里,"传播"既是"极权社会"中国"从上至下的政治劝服",又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手段"或"国家整合手段"。我们在否思这些研究背后的"极权社会vs.自由社会"、"传统vs.现代"等西式二元思维框架的同时,也应反躬自省,追寻当前中国传播研究的超越西方霸权之道。

拓展新闻学的想象力--四本英文期刊“新闻业之未来”专辑的启示

本文聚焦2009年以来四本英文期刊"新闻业之未来"专辑的相关讨论。这些讨论集中于未来新闻业的财源及自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变化等话题,还有学者选择从史学、心理学甚至科幻文学路径剖析新闻业之未来。笔者认为,这些讨论对回答"新闻学的知识取向"这一问题更有意义,新闻学人应在回应新闻实践的同时,拓展新闻学的想象力,在新闻学科的内部话题与具普遍意义的跨学科话题之间寻找勾连,既借鉴其他学科有益视角,又凸显新闻学路径的独特价值。

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

2011年12月17日~18日,李金铨教授应邀赴武汉大学参加第六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间隙拨冗接受了刘兢就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海外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范式变迁(1951-2010)》(11YJC860028)所做的访谈。本文是访谈核心内容,从李金铨教授的学术生命史切入,追溯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脉络,并对华人传播研究的发展提出展望。本文由刘兢整理出草稿,经李金铨教授多次修正。

“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海外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中国传媒改革”研究综述与思考

自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来，与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同步，中国传媒业的面貌日新月异，财政断奶、周末报、都市报、传媒竞争、集团化、频道专业化等词汇成了本土学界描摹当代中国传媒变迁的流行语（孙旭培2003）。与中国传媒变迁同步，海外关于当代中国传媒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李金铨、赵月枝、波伦鲍姆主编或撰写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