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党建“五位一体”创优工程——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做好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在工作中探索出了“五位一体”创优工程,保证了党员发展的质量,使大学生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促进了学风建设。

基于推力-拉力因素理论的大学生旅游动机实证研究--以华南师范大学学生为例

旅游动机的考察仍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该研究建立在华南师范大学学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推力和拉力2个方面研究了大学生旅游动机,确立了"学习型"、"文化型"、"康体型"、"交际型"和"声望型"5个推力因子和"资源丰富型"、"形象良好型"、"设施便利型"、"特色鲜明型"和"娱乐多样型"5个拉力因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推力和拉力因子在人口统计特征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个人气质特征对推力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专业差异影响了学习型推力因素;性别和个人消费水平对拉力因素的作用影响显著.这些信息能为大学生旅游市场的细分和开发提供可靠的参考.

技术与法学共视下人工智能体的角色定位

当前人工智能体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整体上仍限于刑法学,应在技术和法学共视下展开一体化探讨。在技术原理上,人工智能体属于机器,不具有自我意识,因而不具有类人般的智能性;认可人工智能体具备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刑法学观点,属假设性理论构想,当前缺乏技术原理上的现实基础。在技术视野下,人工智能体之“刑罚措施”等同机器处置,逻辑上不具有可行性,近乎幻想。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定位应归结为对人工智能体的开发者和使用者进行规制,从而保障人工智能在各种应用场景下的安全使用。

从广州大学城流动商贩管理看城管行政执法

城管行政执法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城管对流动商贩的管理更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流动商贩需以低成本的方式谋生,因而对城管执法有抵触情绪;城管依法履行其监管职责,但由于执法方式多失于简单粗暴,而导致各类矛盾冲突。文章以广州大学城为研究对象,对为期1年的调查访问获取的数据与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针对大学城流动商贩管理中存在的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共早期广州劳动立法及其当代价值

近代以降,中国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三重压迫,工人生活苦不堪言。自诞生伊始,中国共产党即以解放工人、消灭剥削为己任,团结带领广大工人浴血奋战。其成立早期在广州领导的劳动立法运动,经历了从有关宣言到议案再到单行法规的发展历程,工人阶级之休息权、管理权、受教育权等权益得到重视,工人薪资待遇得到提升,女工童工权益亦得到保障。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劳动立法运动可以发现,其曾因劳动立法经验欠缺而导致领导权丧失、立法脱离实际、劳资严重对立等缺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劳动立法工作应当继续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立足中国劳资实际,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导向,让时代发展成果惠及劳资双方。

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研究

激励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结构、解决法治建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激励制度作出原则规定,且在激励制度的运用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境外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此时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具有较高可行性。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应当遵循科学化、体系化原则,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原则,明确性、时机性原则以及程序公正、公开原则,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构建,则应当从选择激励的立法模式、确定激励的范围、增加激励的种类、优化激励的方式以及设置激励的程序等几个方面着手。

《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说考辩

“因人立法”是民国初期一大公案,本是袁世凯攻击《临时约法》的借口,但当年政界和学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被袁世凯的说词所蒙蔽,并为其所利用。《临时约法》所确立的不是误传的内阁制,而是总统制。袁世凯指责《临时约法》属于“因人立法”,完全是为了将来弃用《临时约法》制造社会舆论。

类推适用与法律之其它阐释方法——关于法学方法论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法学方法论的产生,为法理论之发展及司法实践产生了莫大的助益,然此中亦存在若干问题,其远非尽善尽美之理论。试从传统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就类推适用与类推解释等若干概念在相关运用中应该予以注意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并希望以此得出有益于吾人的结论。

试论加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高级阶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时期。在阐释创新与创新能力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传统教育对创新教育的制约性,从主体发展和环境营造两个层面上构建内外结合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其中主体发展层面注重: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训练、创新学习能力培养、创新人格发展;环境营造层面着重:学校培养、社会支持、家庭配合。

论安全法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及主要框架内容

本文从安全法学理论基础研究概况;安全法学理论基础问题研究的意义;安全法学在安全学科中的地位和安全法学在法学学科中的地位;安全法学的概念、调整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科学技术体系框架等方面论述了安全法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论文化权的法学建构与实现

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权的基本理念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文化权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协调文化利益分配、保障文化战略安全的新兴权利。确立文化权,需要探讨文化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健全对应的立法体系和相关激励机制,包括财政支持、税收支持、融资支持、基金支持、保险支持等。

互动式、实践性法学阶梯教学法初探——以经济法教学模式创新为例

经济法内容的丰富性、综合性和易变性决定了经济法教学必须既注重知识的教授,又要帮助学习者培养经济法的感情,克服“经济法难学”和“经济法无用”等不良情绪。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影响教学效果,亟待改革创新。互动式、实践性阶梯教学法强调根据学生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仿真模拟到真实操练,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参与教学实践,可以有效地解决经济法教学难题。

刑民交叉视阈下“复制发行型”著作权犯罪的实证研究——以128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长期与《著作权法》和《刑法》其他条文存在冲突与争议。选取128份“复制发行型”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判决书,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发行”行为存在必然选择性、现有司法解释事实上导致了罪名的混同、侵犯著作权罪中罪刑失衡问题严重。在刑民交叉视阈下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检视,应肯定《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与《著作权法》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上的协调,并应加强《刑法》中“复制发行”内涵与《著作权法》衔接,细化侵犯著作权罪的量刑标准,以规范侵犯著作权罪的适用,形成更完善的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

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罪”适用--以《刑法》第31条的再阐释为视角

企业合规激励机制应当以组织体刑事责任论为理论基础,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根据《刑法》第31条的规定,单位犯罪中有关单位的处罚限于罚金,因此,不能按照自然人犯罪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来衡量单位犯罪的严重程度。在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视角下,企业责任是一种预防性责任。在企业犯罪预防必要性显著轻微的情况下,应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以无罪论处;在预防必要性轻微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激励措施;在预防必要性较轻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从轻处罚措施。

基地教学:一种以学生为主体、多方合作共赢的法学专业实习模式

法学专业实习是法学教学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分析案例,解决案件的能力,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实践能力,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华南师范大学法学专业从师范专业转为非师范专业后积极创建法学专业实习基地,探索了一种有效的"基地教学"专业实习模式,推动了学校产教结合,在高师院校的教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广州市专利与标准融合现状及路径分析

本文将以广州市为例,从本土企业特点出发,探究专利与标准两者发展的结合点,找寻适合广州推进专利与标准融合的路径,为加速广州技术专利与标准协同转化进程提供参考。

胡适的大学理念及其办学实绩

胡适早年留美期间就提出过"建设一流大学"的口号,为实现此理想,胡适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北大任教多年并曾担任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校长。在教和在任期间,胡适以欧美一流大学为蓝本,对两所大学进行改造,反对政治势力对大学的干预,主张教授治学,重视一流师资队伍建设,办学以学生为主体,采取刚柔相济的教学管理措施,在大学治理结构上,主张实行欧美大学的"三会制",同时作为校长的他心系国家命运,关心学生发展,体现了一个教育家所应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地方立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为规范和加强广东省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保障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在现行《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广东省决定草拟一部《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取代现行条例以适应社会的新发展。在草案拟定过程中,要研究现行条例与新制定条例的关系、国家社保制度与广东省条例的关系、广东省社保规定与其他省市自治区规定的关系。具体到广东省条例的层面,要注意条例的制定依据和名称、条例的适用对象,保险费用的负担主体、省级统筹、征缴部门的职责权限、延缴补缴条件和未参保责任、退休年龄及其调整和争议处理机制等几个重点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使其发挥应有的法律价值。

绿色金融在我国民营企业领域的改革创新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与绿色金融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且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民营企业作为实现国家绿色发展目标的重要主体,需要借助绿色技术进行迭代升级,同时充分利用好碳排放权交易这一目标工具。在民营企业与碳交易市场互动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采取优化碳排放配额分配机制、完善碳排放收入-支出管理机制等策略。